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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年间“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
2013-10-31 10:09

 齐梁年间“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

  四川萧梁造像中褒衣博带佛衣的演变值得关注,类似变化还出现在建康、麦积山及青州。成都地区萧齐至萧梁前期,佛衣未褒衣博带式,右领襟敷搭左肘,佛施无畏与愿印,这一阶段佛衣厚重,坐佛与立佛衣饰下摆均呈外展式,为典型的秀骨清像造型。6世纪中期,佛衣趋于单薄,形体表现加强,下摆由外展变为内敛,佛衣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两佛并坐像,左侧坐佛佛衣由右肩敷搭至左肩,并露有未被遮挡的舌状左领襟,这里称其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右侧坐佛仍为早期敷搭左肘的褒衣博带式装束。
  西安路另一件编号为H1:6的三佛并坐像,造型与梁大同十一年双佛像相近,整体布局也类似,应为同期作品。三佛的装束,对萧梁时期佛衣类型呈现得较为全面,中尊为早期褒衣博带式,左侧坐佛为“褒衣博带演化式”,右侧坐佛衣着为萧梁时期常见的通肩衣。
  这种由褒衣博带演化而来的佛装,与天竺通肩衣在穿法上是有区别的,以西安路太清五年的阿育王像为例,佛像为典型的天竺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至左肩并未敷搭至左臂。在印度,佛着通肩衣出自犍陀罗地区,后传至印度中部秣陀罗地区,秣陀罗贵霜王时期造像已身着通肩衣。两地佛像通肩衣均从右肩搭至左肩,佛衣并未搭至左臂,圆领服饰没有对襟着装迹象,早期中国佛像较多吸收这种形式,如建武四年(338)金铜坐像,炳灵寺169窟7号龛立佛,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均着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至左肩交待明确。而“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敷搭方式,是由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在成都类似的佛衣还见于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及《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书中图版十一梁代造像。这种形似天竺通肩衣的穿着,式民族化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向外来通肩衣的一次回归式演绎,暗示了当时域外佛教文化对中国固有佛教文化存在着强大的冲击。
  四川萧梁中期佛衣主要有天竺通肩式、褒衣博带式及褒衣博带演化式三种,以麦积山、青州、建康佛衣的发展演变来看,南北朝后期,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逐渐成为佛衣主流。成都地区诸多造像资料待整理公布后,这一现象也应更加明确。
  在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呈现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约出现在东魏,主尊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右领开口较深,多数造像仍保留胸部带结,如龙兴寺天平三年(536)尼智明造像、诸城武定三年(545)士继叔造像及武定四年(546)夏侯丰珞造像。青州地区这种形式延续至北齐年间,如诸城北齐天宝(保)三年(552)僧济本造像。龙兴寺同期此类佛装中,还有一种胸腹部隐去带结的形式,衣领开口较浅,与成都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双佛之左侧坐佛相同,此型与胸部饰有带结佛衣未“褒衣博带演化式”第一阶段出现的两种形式。青州地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后一阶段,约发生在北齐后期至北周初年,佛衣领口进一步收紧呈小圆领,胸部结带掩去,佛衣更趋单薄贴体。
  麦积山,北魏及西魏佛像仍以孝文帝改制后的褒衣博带佛衣未主,佛多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厚重外展。北周年间的佛像,风格突然发生变化,佛衣由厚重转为轻薄贴体,并且同时出现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两个阶段出现的佛装,以麦积山141北周窟为例,正壁主尊结跏趺坐(图80),手残,似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左前臂敷搭至左肩,佛内着僧袛支,腹部系有带结,着装方式与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第一阶段造型相同,右领襟向左肩后收紧,圆领开口较浅。青州在两个时间段产生的佛衣形式,在麦积山同时出现于一个洞窟中。值得注意的是同窟右壁坐佛仍着天竺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向左肩,走势交待明确。在一个窟中同时出现通肩衣及“褒衣博带演化式”,为比较两种相似佛衣的不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关注褒衣博带佛衣的演化,有助于对中国当时佛像地域风格的把握,进而对地域间造像风格的相互影响及传布有新的认识。
 
  建康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在栖霞山二期,萧齐末年,以下004窟主尊及三期无量殿前接引佛为代表。青州、建康、成都、麦积山四地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时间上以麦积山较晚,成都和青州地区时间相近,建康最早,同期北方造像多流行“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如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诸石窟,其地域介于麦积山与青州之间。麦积山此风由青州传去似无可能,结合麦积山早期三瓣式裳悬及菩萨作双髻取自四川,并且麦积山处关陇地区,与四川交往密切,其“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应源自四川。莫高窟西魏诸窟如第285、248、249、288等窟主尊所着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可视为受到南式造像风格原型的结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四川南朝佛教造像风格演变与建康基本保持一致,并经广元北上对麦积山、莫高窟产生影响,麦积山造像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其风格演变以川地南朝造像大致相同。由莫高窟、麦积山、成都、建康、青州6世纪中期出现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可以看出,以建康为中心,北至山东青州,西沿长江流域至成都,并北上至麦积山,西北至莫高窟形成一条南式环形佛装造像带,与同期北方东魏、北齐境内流行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装形成并存局面。
  “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在5世纪末的出现和6世纪早期的流行,以往为学界所忽视,常将其与天竺通肩衣混同。对其认识有助于更本质地了解中土佛教造像的发展规律。
   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如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及彭山崖墓钱树陶座佛像,佛均着通肩衣;北方现存十六国时期金铜佛亦多着通肩衣。南北朝时期,南北佛像衣着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南方以刘宋年间金铜佛及栖霞山一其为例,佛多着通肩衣;北方以金铜佛及云冈一期造像为例,佛衣多为“半披式”袈裟。这种造像上的分歧,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被褒衣博带佛装所统一。6世纪中期之后,南、北出现了对褒衣博带佛装的不同演绎,即南方演绎出“褒衣博带演化式”形式,更近北方较早流行的通肩衣相似,北方演绎出“敷搭双肩下垂式”形式,更近北方较早流行的“半披式”佛衣。南、北造像由此形成了向各自早期佛教艺术形式回归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出褒衣博带佛衣在历经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兴盛后,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南、北两地蜕变出新的表现形式,并与“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共同奠定了隋唐佛装的基本格局。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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