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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造像—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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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造像—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2013-10-24 16:11

 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一) 新昌大佛集千佛岩沿革
  浙江现存南朝佛教造像以新昌县较为集中,这里地处天台、四明、会稽山脉交叉盘结之区,名山沃州、天姥、石城、南岩、东铆环布其中。石城山又名南明山,山中有石城寺和千佛岩两座石窟,位于县西南2公里处,均为南朝遗迹。
  今新昌地六朝时归属会稽郡剡县,东晋成帝咸和以后,朝廷发生有关僧人地位之争,几位僧人领袖从都城转向东部山区,在会稽山和剡山一带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剡洞的佛教就是在这一契机下繁荣起来的,竺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聚于剡东沃州、石城一带。
  两晋之际,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思潮,把魏晋玄学的争论带到佛学中来,引起佛教般若学内部学派的分化。产生有支遁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于道邃的”缘会宗“、竺法蕴的“无心宗”、竺道一的“幻化宗”及道安的“本无宗”和竺潜的“本无异宗”合一家,刘宋坛济称其为“六家七宗”。其中有六家在剡东。沃州铆山有竺潜、竺法蕴而家,石城有支遁、于法兰、于道邃三家,另外竺道一也曾长隐沃州。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
  石城开山祖师是昙光(287—396),于晋永和初年栖止于山南石室6中,建隐岳寺,之后于法兰在石城建元化寺。至齐永明四年(486),僧护比丘又建石城寺,使石城山中隐岳、元化、石城三寺“鼎足而处”。
  僧护在建石城寺时,并雕造了弥勒大佛,据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以下简称《刘勰碑》)载僧护:“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劝助,疏凿积年,仅成面璞。”同碑另记:“初护公所镌,失在浮浅”,可知僧护所雕大佛近似浮雕效果。建武五年(498)僧护去世,大佛造像一度搁浅。僧淑到石城继续了僧护的事业,但因“运属齐末,资力莫由,未获成遂”。
  至梁天监十二年(513),大佛雕凿再次开工,由京城定林寺僧祐专任像事,并得到梁武帝及建安王萧伟的支持,《高僧传.僧护》记:“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僧祐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诵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
  僧祐改造弥勒大像是在僧护及僧淑功德基础上进行的。僧护造像《刘勰碑》载:“疏凿积年,仅成面璞。此外则硕树朦胧,巨藤交梗。后原燎及岗,林焚见石,有自然相光,正环像上,两际圆满,高焰峰锐,势超匠楷,功逾琢磨,法俗咸竦心惊观,佥曰冥造,非今朝也。”僧护造像只着手于佛的面部,而佛身其他部位,是取山体自然之势,未经人工雕琢,并且其面部雕造,在僧祐看来,也是“失在浮浅”。
《刘勰碑》载,僧护“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其坐像高度与僧祐造像“像身坐高五丈”也不一致,由文中“冠彩虹霓”一语,疑僧护当年所造弥勒为菩萨身,头着冠,两腿呈交脚状。
《高僧传.僧护》记僧祐改造大像:“椎凿响于霞上,部石洒平云表,命世之转关,旷代之鸿作也,……乃铲如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僧祐的改造工程浩大,并且造像因素也不同于僧护,其一,将浮雕式头像改为全身式圆雕;其二,改造弥勒头顶;其三,将原像坐高十丈,改为坐高五丈。《刘勰碑》记至天监十五年(516)“汝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
  以齐梁时一尺约合今24厘米,佛像坐高五丈约合12米。1991年实测大像:身总高(颈到趺座)7.75米,头高(包括螺髻)4,39米,两项合计坐佛高:12.14米,与《刘勰碑》所记基本相符。碑中另记:“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应指合坛基、佛高及光焰的总高度。据新昌《大佛寺志》副主编陈载阳先生说,寺内地面下挖约一公尺尚存旧时地面。现坛基高1.91米,若加地下1米,合计旧时坛基高为2.91米,约合齐梁时一丈二尺,与碑中“座轮一丈五尺”相近。若加上实际坐像高度计火焰高度,当与《刘勰碑》中“通高十丈”相去不远。
  在《刘勰碑》及北宋及咸平五年(1002)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中均提到佛有“坐高”和“立形”两项,其中“立形”高度应由坐高换算而成。清工布查布译《造像量度经》中,结跏趺坐佛由顶髻至趺座总高度以自手指量为68指,立佛高为120指,及结跏趺坐佛与立佛高度比,按佛像制造仪轨约为1:2.《刘勰碑》中“佛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所呈“坐”、“立”比例正是1:2,与佛经中结跏趺坐与理想的比例一致。
  另据辨端《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载,大像“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僧祐造像姿态应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北方永靖炳灵寺169窟中有多组三世坐佛像,时间约在420年左右,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其中当有弥勒佛像。南方有弥勒佛造像坐姿的记载,较早为《名僧传》记宋龙华寺道矫于宋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略迟于僧佑造大佛的梁普通六年,有公孙城夫妇造弥勒铜像亦作倚坐。对弥勒坐佛的表现,常见倚坐施说法印和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两种方式。 
 《刘勰碑》描述了僧佑雕凿大佛手印的过程:“雕刻右掌,忽然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方知自断之异,神匠所栽也”。像作双手相叠之禅定相,其过程有灵应之奇。有学者认为僧佑“雕刻右掌,忽然横绝”为施无畏印,此属不吉之兆,似与“感通之妙”难以相联。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也不见其他弥勒造像。现大佛两掌之间并无横绝深缝,当为后人泥塑所掩。僧佑将弥勒头顶改为“绀螺云覆”,即弥勒作佛状,饰螺发。此与栖霞山齐永明二年造无量寿佛一致。石城大佛的基本造型,南朝至今并未变化。  
   僧佑造像以后,迄今大佛经过多次维修,见著文献约有十余次,规模较大的有:第一次见《国清百录》为智顗大师临终给晋王杨广留下的三个遗愿,其中之一是“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杨广即在智顗圆寂次年(598)予以修缮。  
           第二次是在唐开元年间(713—741),越州法华寺高僧玄俨律师(675—741)对弥勒像重修倾力甚多,《宋高僧传》卷十四载玄俨:“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以黄金之色,镕以白银之相,铜锡铅错,球琳琅玕,七宝由是浑成,八珍于焉具足。……俨之功德不可思议者也。”
    唐末黄巢起义,殃及石城寺,武肃王钱繆“以后梁开平三年(909)始赐钱八千万,起弥勒宝阁三层,建寺三百余间。”此次记载未述及对大佛的庄严 
   第四次修葺是在北宋开宝六年(973),“忠懿王钱淑驭邦斯久,惟日是求,嗟龙像之辉光,为鼠雀之穿坏,又渥其涂彩,葺以梓材。因塑两菩萨并高七丈,俾夹侍大像于阁前。”这次维修记载在钱惟演所作碑铭中。其中胁侍菩萨今已不见,值得注意的是钱淑庄严大像“葺以梓材”。 
   1989年,大佛左臂肩及胸腹大块泥层发生塌落,露出隐在泥层里的木框架和石胎,石胎和泥层中间有木框相连接。木框架用钻孔法契樁于石胎中,再钉上直、横条目或薄板,泥层敷在木框架上,并裹以生漆苎麻布,然后进行衣褶的加工、磨光和裱金。1990年6月开始的修缮工作由“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领导进行,修缮过程中发现大佛两面颊部位也有木框,五官部位是否有木框尚不清楚。今像实为石胎木架夹苎敷泥裱金像。
  僧佑在石城寺石佛工程完成后两年,即天监十七年(518)卒于建初寺,《高僧传·僧佑》载:“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并且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也是应僧佑所邀而作,文中明确大佛为石佛。唐末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石城大佛为石像,与《刘勰碑》一致。石城大佛由石像变为石胎泥塑像,应在唐末以后。
北宋咸平五年(1002),僧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对弥勒造像尺寸记录甚详,“龛高一十一丈,广七尺,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之后的一次修缮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钱惟演碑中记:“州助教石湛舍钱百万,重修宝阁……县令唐白,因感灵梦,冀率邑人加檀施石氏与进士董遂良,德工舍钱八万,粉绘真相,亢工如素。”辨端记录在钱淑庄严大佛之后,石湛之前,实为对钱淑庄严的一次记录。
  宋代一尺合今30.7厘米,以此折算佛身通高十丈,应有30.7米,佛身通高十丈应指立佛高度,取其一半结跏趺坐高度为五丈,也有15.35米,显然不合实际。辨端似沿用齐、梁时期的度量,即一尺合今约24厘米,以此折算辨端测录,并与1991年勘测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如下(单位:mm):
 
耳长
鼻长
眉长
目长
发际至颐长
两膝间距
指掌长
指掌宽
辨端测
2880
1270
1800
1510
4320
1080
3000
1560
1991年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测
左耳2800右耳2520
1480
右眉1430左眉1340
左眼1080右眼1340
2960
1065
2900
1200
辨端数据集现在所测,出入主要在脸部,或因庄严描绘出入所致,从许多数据域当前一致来看,辨端的《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应视为较可靠的记录。钱淑以后,对佛像进行大规模结构变动的修葺不见记载,现在所见石胎泥塑像,应源自钱淑“葺以梓材”。前文有述,僧祐当初造像即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顶为螺发,这些因素均为钱淑保留并延续至今。
  石城寺内另一处南朝石窟为千佛岩(即千佛禅院),位于石城寺西北,千佛岩开山时间在东晋永和年间(345—356),与昙光来石城创隐岳寺同时,于法兰在石城山创元化寺,即千佛禅院前身。《高僧传》卷四载:“于法兰……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化寺也。”“于法开,事兰公为弟子,俄而帝崩(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崩),还剡石城,续修元化寺。”
  元化寺开窟造像始于齐永明中,《嘉泰会稽志》载:“千佛岩石窟寺齐永明中(483—493)建,会昌灭佛,寺废。后晋开运三年(946),知县赵仁爽重建,名千佛禅院。宋大中祥符(1008—1016)改七宝院。明洪武十五年(1382),复名千佛院。”《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二记:“七宝院,元化寺,东晋高僧于法兰建,曾与石城,隐岳鼎足而立。”
千佛岩削壁如墙,有四座互为连通的岩洞组成,龛像雕凿于中间两窟中。现所见千佛岩为大小洞窟各一:右边大窟后壁正中雕释迦佛坐像,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每区成一方块,每一方块内纵排十小龛,横排十一小龛,每区正中约占九小龛的位置雕一较大龛,龛中雕一坐佛,均庄严一新。大龛造像形体肥硕,螺发,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衣不覆坛,与石城寺大佛相似。小龛千佛多着通肩衣。左右千佛之外侧,各雕一护法像(图66、图67),头均残损,衣裙呈鱼鳍状外展。左边小窟正壁雕有千佛,正中有释迦佛坐像龛,佛坐方形坛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裳悬座,外着通肩衣,内穿僧袛支,佛头发式漫漶不清,千佛造型均同此佛。与右边大窟不同的是,小窟所有造像均衣襞覆坛。
 
(二)新昌大佛集千佛岩造像因素分析
1.裳悬座
  石城千佛岩造像开凿于齐永明年间(483—493),时间属栖霞山二期,其中小窟正壁主像,坐于方形坛基上,上身修长,下垂佛衣覆坛基一半。栖霞山在二期造像中出现了方形坛基,如下022窟,时间在齐建元元年至永明二年(479—484)之间,应略早于石城。同期,栖霞山造像形体明显拉长,如下022、下021窟,这一特征也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主尊。并且栖霞山下022窟内也凿有千佛,因部分水泥剥落,可看出佛坐姿与衣襞覆坛的裳悬座,形式皆同石城小窟千佛,从中可看出建康和剡地佛教造像联系之密切。石城造像裳悬座因素的出现,证实了这一形式在南朝流行的广泛。
  石城千佛岩大窟后壁主尊及区内正中较大佛像,皆修葺一新,造型似摹自石城大佛,不同于邻窟造像,疑为后人庄严补塑。大窟内小千佛均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通肩衣。值得注意的是,此窟千佛衣襞未下垂,同样,出自吴郡齐永明六年(488)的维卫尊佛(图68),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梁天监四年(505)坐佛,以及现石城弥勒大佛,衣襞均未下垂覆坛,说明这种形式与相邻小窟千佛衣襞覆坛同时并存。
  现存早期南朝金铜佛中,裳悬式佛衣极少见到,至萧梁时才看到这一形式的运用,如梁大同七年(541)张兴尊造释迦佛像(图69),而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图70)及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像衣襞均未覆坛,仅从南方金铜佛的发展演变来看,裳悬式佛衣发生较迟。若结合南朝石窟造像因素看,栖霞山一期就有较成熟的衣襞覆坛,并在萧齐时期普遍出现在四川、浙江等地。以现有实物资料可得出,南朝宋梁年间,坐佛衣襞覆坛与未覆坛同时并存且各自独立发展。
  北方十六国时期石窟及金铜佛造像均不见衣襞覆坛的裳悬座,至孝文帝改制,北魏佛教造像吸收了南朝这一特有形式,遂使此风大兴于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取代了早期形式,直到东魏、北齐,衣不覆坛形式才得以恢复,多见于响堂山及安阳大留圣石窟。
 
2.Ⅹ形披帛
  石城千佛岩大窟,左右千佛外侧,各雕护法一尊,高一米多,立于西侧者手持金刚杵,立于东首者右手持剑。西侧护法头已不存,东侧护法头残损不可识,两护法皆着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披帛在肩部和下弧形处较宽,中间部分较窄,绕至肩后与下摆沿身体两侧呈外展式下垂。齐永明元年(483)四川茂汶造像碑侧面两条石上的菩萨即着Ⅹ形披帛,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490)弥勒坐佛两胁侍菩萨也着Ⅹ形宽肩披帛,北方较早出现Ⅹ形披帛是在云冈二期1、2、5、6窟中,时间距迁都不远,当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革相关。南方Ⅹ形宽肩披帛的出现要早于北方,最迟在齐永明初年,南方这一形制就在建康、成都、新昌等地广为流传。
 
3.螺发
  南朝佛作螺发,较早见于栖霞山一期造像,浙江地区现存较早的螺发造像为齐永明六年吴郡造维卫尊佛,维卫尊佛是佛教小乘七佛之一。据《两浙金石志》记载这尊像道:“汉顺帝时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南朝又于此置东扬州,此石刻称吴郡或延用旧称。”此佛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无座坛,石城千佛岩开凿时间与维卫尊佛同时,其中大窟正壁大像及区内正中较大佛皆为螺发,不似六朝原物。东侧小窟千佛多为素面高肉髻,原作是否有螺发已不可知。僧祐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动工改造的石城大佛为螺发。四川地区现有萧齐时期的佛像均为素面高髻,至梁代出现较多的螺发造像,记年中较早的为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王叔子造像。依现有资料看,浙江地区螺发的出现要比四川地区早,剡地与建康的佛教造像在题材和造型选择上审美取向更为一致。
 
4.禅定印与结跏趺坐
  石城千佛岩及弥勒大佛均呈结跏趺坐,栖霞山在一期及二期的大部分时期里也为这种造型。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多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至南北朝初期,南方仍以这一形式为主,北方较多出现说法印。5世纪中国坐禅金铜佛的显著特点是:佛衣下垂于交叉的双手下,完全遮住双腿,并且宽阔大袖遮住双膝,这一形式的佛衣并未覆坛,类似的作法见贵霜时期秣菟罗门楣浮雕佛像。栖霞山坐禅佛与同期金铜佛有所区别,结跏趺坐以右脚搭于左腿之上,右脚暴露在外,这一形式还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正壁大佛。现藏印度勒克瑙国家博物馆贵霜时期秣菟罗石佛像,就具备这些特征,只是印度造像没有出现衣襞覆坛。据上述分析,可将5世纪南朝施禅定印坐佛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佛衣遮脚,但不覆坛;一是衣襞覆坛,佛露右脚。这两种形式的原型,均可在中印度见到。
  栖霞山无量寿大佛,佛衣遮脚并下垂覆坛,但细看不难辨出,原像曾塑有右脚,痕迹尚存,推想此像应与前期造像一样,为露右脚,经后人庄严掩去了。石城弥勒大佛脚被佛衣遮挡,与维卫尊佛相同,这一形制当没有垂衣覆坛。现大佛坛基浮雕有一组佛传故事,非六朝作品。《刘勰碑》中记:“座轮一丈五尺”,当时应有座轮显现,未被下垂佛衣所掩。佛像虽经后世多次修葺,佛衣未作下垂应为当初原样。栖霞山大佛集石城大佛均请僧佑“准画仪轨”,在涉及上他还是略有区别的。
  剡县地属会稽郡,东汉灵帝(168—188)末年,国都所在关洛地区陷入战乱,安世高“乃振锡江南,……后复到广州,……东游遂达会稽”,在他的三个高足中,就有会稽人陈慧。在会稽郡辖区的方志中,如鄞、慈溪县、新昌县、嵊县,均有魏晋时期建造寺院的记载。此外,魏晋时期胡俑则在浙江、江苏出土较多,其中又以浙江东北部出土最多,均为越窑产青瓷胡俑,多置于堆塑罐(魂瓶)上。鄞县就是浙江这种堆塑罐的主要烧制地。现有堆塑罐记年最早的为吴太平二年(257),即出自鄞县浦合镇。
   六朝之初,吴境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三吴及会稽最为突出,吴之军国所需大都仰赖吴会地区供应,两晋之际,会稽为北方大族聚居地,发达的地方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托。会稽郡东临海,沿海的?阿育王寺据载建于晋太康二年(281),天童寺建于晋永康年间,东晋时期佛像雕塑大家戴逵(326—396)及其子戴颙(377—441)也隐居于剡县。,《晋书》卷七十四记:“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宋书》卷六十三记戴颙:“以父不仕,复修其业……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这里素有“东南佛国”之称。

   此外,东汉时,自会稽江海至交趾的航海线已经形成,汉末建安元年(196)孙策追击,王朗欲泛舟走交州,为兵所阻,降于孙策。文献中对僧人由建康、会稽往来交州之间的记载不够明确,康僧会赤乌十年(247)由交趾到达建邺及东晋石城山元化寺,高僧于法兰西行求法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二人是循海路或陆路,《高僧传》及《祐录》均不见记,会稽地区佛教造像之兴盛除受来自内地的影响外,是否有海路传入路线值得关注。

最后更新于: 2013-12-02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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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之金首尊者
金首尊者,即金头仙人,又称作劫比罗仙,迦毗梨仙、紧闭罗仙、迦夷罗仙、迦比罗仙,全称迦毗罗大仙,意译为黄头仙、龟种仙、金头仙、赤色仙等。他本是印度的外道之一,后来弃恶从善,皈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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