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佛教雕刻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9-08-24 14:32

韩国佛教雕刻的发展

（1）三国时代—造像的成立

从公元初至7世纪的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分据北、中、南区域，相互之间不断发生纷争和战事，史称三国时代。三国之中的高句丽，崛起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鸭绿江以北浑江流域，据有鸭绿江北岸通沟，继续往辽东进出。313年汉于乐浪设郡，高句丽因国土的几次迁移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早与中原华北地区有积极的接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是三国之中汉文化相当高的国家。4世纪初佛教最初传入的国家，便是高句丽，但后来兴盛的程度却还不如百济新罗两国，主要是在7世纪以后，荣留王自唐请传道教，佛教遂被道教所取代。也因为如此，在百济新罗的佛教到达巅峰，大量的凿建佛像与石窟的同时，高句丽则仍固守在金铜佛的铸造。

高句丽佛像因受限于出土佛像的稀少，故佛像风格的归纳颇为不易。一般以为受到中国北朝的影响超过南朝，但事实上，高句丽与南朝在建筑、绘画上也有相当的交流，因此很难判断受到何种风尚影响较深。现存佛像中，似乎以唇厚鼻隆、目长颐丰，强调流动线形，自然清新的北魏样式，获得了高句丽相当的呼应，使其中国味最为浓厚，且又影响了百济和新罗。

百济佛教美术的发展，集中于圣王迁都泗沘城后的扶余时期（538-660年），历经120年，是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此时百济暂时摆脱高句丽武力侵略的威胁，国势渐趋安定。在外交上，主动与中国南朝梁等诸国交好，并试图与北朝各国发展关系。如为梁武帝于熊州建“大通寺”。遣使至梁，声请佛书、医工、画师等，或造丈六佛像为天下众生祈福祝祷。从当时武宁王陵内部棺坟壁砖庄严的莲华纹及诸多出土遗物中，可见百济人对佛教的信仰之深及梁佛教文化在百济所产生的影响。此外，为了对抗新罗，百济积极与日本进行交流，互换使者。如赠日本钦明王青铜镀金佛像，遣送禅师、造佛（寺）匠师至日本皇室，在佛教文化的传递上起了作用，也影响了飞鸟时代的佛像雕刻。

百济时期佛教美术的重要发展是石雕佛像的出现，石材的使用可能是来自北齐北周以来，盛行以白大理石造像的风气。早期扶余一带出土软石质的小型蜡石佛像颇多，而后则发展成大规模的花岗石摩崖像、石窟、造像碑等，成为佛教雕刻史进化的一个重要分水领。

新罗是三国之中最晚受佛教影响的国家，其传播过程也异于其他两国。以高句丽与百济而言，佛教传入以后，均顺利获得王室的认同，而从由上而下，传布至民间；而新罗却是佛教在民间普遍流传，得到很好的发展后，王室为巩固王权，收揽民心，才于法兴王十五年（528年）自梁朝正式认可佛教，国王嫔妃所取的名字都带有佛教色彩，甚而晚年出家为僧；或派遣僧侣至中国取经，回国传道说法；或从百济请来工匠，修建兴轮、皇龙、芬皇等气势宏伟的大寺，促成佛像的起造非常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弥勒信仰的盛行，半跏思惟像的独特殊胜，完美无懈可击，不但成为韩国佛像的代表之作，也确立了其在世界雕刻史的一席之地。

归纳起来，三国时期的佛像有以下特征：如来多为立像和坐像，佛身修长，面貌清秀，细眉杏眼，温和静谧，面带感人至深的微笑；或着通肩法衣，衣层厚重，下摆垂褶左右反复对称，如鱼鳍波浪般展开裳悬座式；台座多为莲华座，光背以饰火焰纹的舟形或宝珠形为主。而菩萨的天衣通常以“X”形的交叉状出现，三国未期，则出现中国齐周丰腴圆浑的式样，并开始凿造石窟龛室。

现存的三国佛像多为6世纪以后作品，呈现南北朝、东西魏、齐周、隋等多元样式，因此在区分佛像的制造地时颇有盲点，例如1937年于平壤废寺遗址发掘的“元吾里菩萨立像”，面相丰圆，手脚修长，法衣厚重，帔巾自腹下交叉成反转状，下摆如波纹展开，北魏风格历历可见，应为高句丽佛像，但蔼然可亲的笑容，朴拙的线条，却又容晚让人误以为是百济的佛像。

（2）统一新罗时代—佛像样式的定型化与完成

668年新罗合并伽耶诸国，征服百济、高句丽，建立了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的统一国家，由于国土与族群的统合，展现了文化交融的新契机。新罗虽以武力征服三国，但文武王尊佛教为国教，择居于新罗始祖朴赫居世定都的庆州，前后历经五十六代国王，开创了佛教的黄金时期，这种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俗话说“不到庆州，不知新罗，知了新罗，才知韩国”，至今在这千年古都周边区域，仍分布着相当可观的佛教遗址，如密集的王陵古坟、通度寺、海印寺、松广寺、佛国寺、石窟庵、断石山神仙寺石窟，及南山一带的摩崖佛等，仿佛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庆州可说是新罗人一手所建立起的理想佛国净土，在这片土地上，新罗人的信仰与生活已融为一体，处处展现出他们对宗教与生命共同体的体验和赞颂。例如佛国寺大雄殿、极乐殿、毗庐殿的伽蓝配置，象征着新罗人的理想佛国，那就是由《法华经》释迦牟尼的娑婆世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及《华严经》毗庐舍那佛的莲华藏世界所组成的彼岸世界。

初期新罗佛像的发展虽受到高句丽、百济的影响，但为完成其统一三国的志业，因此在政治外交上与隋、唐维持相当密切的关系，故也反映出北齐、北周、隋、初唐等复合的样式。进入8世纪中叶以后，佛像逐渐展露出本土的风格，景德王在位时是统一新罗佛教世术的重要时期，此时芬皇寺的药师如来、皇龙寺的大钟、庆州佛国寺、石窟庵等皆陆续竣工；而面积达四万余坪，号称新罗最大的皇龙寺，前后历经九十余年完工，寺内铸造丈六释迦佛像和九层木塔，成为新罗镇国之宝。近年来皇龙寺，遗寺址发掘出土的遗物，多达九千五百余件，其中精湛的造像技艺，令人赞叹，可见当时佛教艺术的极致发达，充分表现出韩国独特的风格与美感。

此时期佛像的特征为肉放四髻短小，螺发增多，三国时代的微笑表情渐被端庄容颜所取代，颈出现三道，法衣多为右肩偏袒，衣纹舍弃对称的形式，自由流畅，莲华台座露出，手印随着佛像种类而不同，但降魔触地印增多，佛像身体丰满，表现现柔美的官能感，菩萨胸前天衣不再经“X”形交叉，装身具繁华丽。

韩国式药师佛

（3）高丽朝鲜时代—佛像的衰退不振

高丽因有诸王的护法，佛教仍持续兴盛的局面，如太祖王建，即位后建业林、设禅院、造佛修塔，寺庙几至三千五百余所；光宗时，禅宗、天台、华严、唯识等宗教派团并行，尊崇高僧为国之王师，名僧因而辈出，佛教极其鼎盛。但由于禅宗讲究现世的顿悟修行，多效法僧师言行举止，不重佛像的膜拜，因此记录禅僧事略的浮屠或塔碑的建造兴起，佛像逐渐演变为俗世化的图像而日趋式微。虽然蒙古入侵时带来的喇嘛教，使得高丽佛像有过短暂复苏的契机，但终不敌佛画方兴未艾取代的形势。

高丽佛像以蒙古的入侵，即13世纪左右划分为前后期，前期继承统一新罗的自然主义，有不少大型的铁制佛及石雕佛像，如高达18米的“灌烛寺石造观音菩萨立像”，创下了韩国最高石雕佛像的记录。后期则受到宋、元喇嘛教的影响，偏向塑佛、木佛金铜佛等的铸造，因铸造技术的退化与材料的短绌，佛像呈现衰退的图式化现像。

朝鲜佛像初期有京畿道水钟寺石塔发现的金铜佛，后期以大乘寺、南长寺普光殿、宝相寺药水庵的木刻佛像为代表。

韩国式宝盖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