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造像由南京向成都的传播

发布时间：2019-08-26 15:45

 南朝造像由南京向成都的传播

    前文提出“以建康为中心，北至山东青州，西沿长江流域至成都，并北上至麦积山，形成一条南式环形佛装造像带”的观点。成都南朝造像源自建康已为许多学者认同，只是栖霞山造像研究过去山东水泥涂敷的限制，这一观点尚显论证不足，有必要作具体论述。

  “螺发”、“三瓣式裳悬座”、“褒衣博带式佛衣”等造像因素，建康较成都更早出现，以下仍久两地造像进行风格比较，藉此使成都造像受建康以下的观点更具体。

   在造像组合上，栖霞山一期多为一佛二菩萨，二期较早仍延续这一形制，至二期末齐永元元年（499）以前，栖霞山造像组合出现了一铺五身及一铺十一身的多尊组合，且栖霞山二期下004窟多身组合均为立姿。成都地区萧齐年间一期造像也是一铺三身像，主尊多为坐姿，至萧梁二期造像，组合数量增多，且多为立姿，与建康演变相同，成都地区纪年最早的一铺十一身像是万佛寺梁普通四年（523）康胜造像，晚栖霞山20余年。这种佛作立姿的多身组合像，在同期北方并不盛行，成都此风当源自建康。

   成都地区二期造像，在延续一期背屏式组合造像的同时，新增单体圆雕塑像，如万佛寺梁中大通元年（529）鄱阳王世子造像、梁大同三年（537）候郎造像、西安路梁太清五年（551）柱僧逸造像，佛均作单体圆雕立像。由万佛寺北周、隋唐造像多为单体圆雕来看，成都造像由背屏式向圆雕的过渡正发生在萧梁时期。栖霞山三期造像也为单体圆雕，时间应在6世纪以后，两地风格演变一致。

  佛作螺发出现在成都二期造像中，较建康迟，而在对螺发的表现变化上，与建康保持一致。《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图40至43例举的佛头均为螺发，其标注年代为5世纪至6世纪，今查5世纪成都纪年造像中，尚不见一例螺发，其最早螺发纪年造像出现在6世纪初，为成都商业街梁天监十年（511）释迦立佛像。《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书中年代标注尚缺乏依据。以螺发的发展演变来看，商业街梁天监十年释迦立佛像及万佛寺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均作高髻螺发，由成都地区唐代造像多为低髻螺发来看，螺发在川地的演变是由高髻向低髻转变的。这与建康造像的演变一致，却在发生时间上较建康晚。

   鄱阳王世子造像铭曰：“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529）藉莫道？见景光、景焕母子，待以鄱阳王世子西上，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躯。”鄱阳王萧恢为梁武帝第九弟，？忠烈，其世子范，《南史.梁宗室传》有记载：“范字世仪…….为卫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谥，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及湘东王至，范依旧述职。”鄱阳忠烈王萧恢，普通七年（526）秋九月卒于荆州，同年冬十月一丹阳尹湘东王萧译为荆州刺史。三年后鄱阳王世子于安浦寺造此释迦佛像。值得注意的是这尊身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由于造像时间距其离京西来不久，其造像摹本有可能来自建康。

   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490）法海造像和商业街齐建武二年（495）释法明造像，坐佛两侧均雕有狮子上举一爪。栖霞山上090窟坛基下方正面出现两狮相对上举一爪的造型，时间应在栖霞山二期。北方狮子上举一爪较早之例为龙门古阳洞杜永安造无量寿佛龛及古阳洞赵阿欢等35人造弥勒像龛，均刻有两狮相背上举一爪，建造时间约在493年至528年之间，并且狮子上举一爪在孝文帝改制以后的龙门造像中较为盛行。从时间上看，成都这类造像呈现较北朝要早，却与建康相近。

   栖霞山下004窟立佛左侧，雕有双腿兼单腿跪地的四个小跪人，元涂敷水泥已揭去，衣饰、脸部已漫漶不可识。值得注意的是西安路1995年发掘的造像中，编号为H1:2的背屏造像上也有四个小跪人，呈单腿跪姿，位置在主尊的前下方，头戴高宝冠，宝僧垂肩，右边两尊造像皆作菩萨造型，应为供养菩萨。若取意相似，栖霞山四跪人像也应为供养菩萨。西安路的这件背屏造像为一铺五身组合，呈现二期造像特征，建康下004窟属二期时间也较川地为早。

   川地地区诸多造像因素先于北方出现，却晚于建康，其演变规律也与建康一致。由此，川地造像风格源自建康的观点可以确立。

    经风格比较，可知建康至成都都存在造像的传播路线。汤用彤先生认为：“东晋南北朝时，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巴蜀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这条路线已为茂汶出土的齐永明元年释玄嵩造像所初步证实，由蜀之西界去印度可走“河南道”，经吐谷浑，先达西域，后至天竺。

由建康至川地的传播路线，学界多认为沿江而行，就现有实物看，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其重心即四川、湖北、江苏、浙江。南北朝时期造像由建康像四川的传 播也应遵此路线，只是逆江而上，古代江南地区的交通，除非轻装乘骑，水路通常不会慢于陆路，乘船可卧行，也较稳便，利于携带堖重和随行。

     由建康沿江可达川东，由川东至成都的传播路线尚不明确。四川佛教遗迹主要分布在川中和川北，川中地区以早期东汉、三国时期遗存较多，主要分布在长江、岷江沿线。循此路线，可沿长江西行如岷江北上至成都，这是一条走水路通达成都的路线。

   川北造像点主要分布在广元、巴中及通江，广元已发现南北朝时期的造像，巴中和通江较早造像迟至隋唐。1914年至1917年，色伽兰等三个法国学者在对四川汉代崖墓、汉阙和广元、巴中石窟考察时，发现绵阳平阳府君阙上的南朝发现，据此推断，有一条从建康道四川，联系南朝与高昌、柔然的通道。绵阳地处成都东北的“金牛道”上，由川东走“米仓道”经通江、巴中，再转“金牛道”可至成都，这条路线对建康和成都造像传播可能起的作用值得关注。如是，由建康沿江逆行至川东，分别可继续走水路或改走陆路抵达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