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教造像由成都至麦积山的传播路线

发布时间：2019-08-26 15:48

南朝佛教造像由成都至麦积山的传播路线

    通过风格比对，可以看出成都在诸多造像因素上都先于北方出现。阮荣春先生认为，印度笈多造像由河西走廊东传至甘肃永靖、天水一带，可能受到中印度笈多造像经四川北上冲击影响，秣式风格又明显加强，同时逐渐形成的南朝造像风格也乘势北上，使北方造像风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麦积山造像在孝文帝改制以前，其风格受到南朝影响，已为一些学者阐述，北魏改制以后，受南式造像影响，见于大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的出现。这一时期，麦积山吸收南式风格可经洛阳传入，也可直接由成都北上传入，但其盛行的“三瓣式”裳悬座及“褒衣博带演化式”不见于洛阳一带的中原地区，以传入地位成都似更可信。以下即对具体传播路线试作分析。

   秦汉时，由蜀中北上的道路有“金牛道”、“阴平道”及“河南道”等。走“河南道”，可由成都经青海，穿越阿尔金山口至西域。这条路线与去麦积山关系不大。“阴平道”由成都至间隔之西，经江油、平武穿越？山可至甘肃境内的文县，此道虽为川陇捷径，但有天险碍隔 ，跋涉艰难，沿途也未见造像遗迹。“金牛道”由成都出发，经绵阳、广元至汉中，由此西北可达麦积山，东北经“褒斜道”可至西安，至川东可走“米仓道”。由于在绵阳、广元均有南北朝时期造像发现，这使得“金牛道”成为由成都北上麦积山的传播路线得以初步确定，两地造像风格的一致性，也可辅助认识这一观点。

  绵阳东北4公里处的平阳汉阙，补凿有萧梁大通三年（529）佛像及菩萨，为法国人色伽兰等于20世纪初发现。石阙上刻有许多萧梁像龛，佛像头部均毁，多呈结跏趺坐，佛着通肩衣或褒衣博带佛装，衣襞覆坛呈外展式下垂或三瓣式下垂。菩萨头部或毁或漫漶不清，天衣呈外展式下垂。造像组合由一佛二胁侍或一佛十胁侍，组合形式与同期万佛寺一致。

“金牛道”上的另一处南北朝时期的佛迹位于川北广元，地处嘉陵江上游，东界旺巷，西接江油、青州，南连苍溪、剑阁，北与陕西宁强接壤，其地理位置东北扼秦陇而西南控蜀巴，历来为川北重镇。“金牛道”的大半路程也在广元境内。

   南北朝时期，广元初属宋、齐、梁地，梁天监四年（505），以竺胤为晋寿郡太守，随夏侯道渊入北魏，改立西益州，大同二年（536）改西益州为黎州，还如南梁。西魏大统六年（540），复改黎州为西益州，废帝三年（554）改西益州为利州，之后，北周继领广元。自北魏晚期开始，广元曾相继纳入北魏、西魏和北周版图。广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延隔，其造像风格的呈现对研究传播路线意义重大。

  广元现存石窟造像由多处，被定为北魏晚期石窟一例，为千佛崖大佛窟。窟内一佛二弟子 二菩萨组合，主尊和二弟子经后世庄严，原貌已失，佛左右胁侍菩萨尚存南北朝旧风。大佛菩萨立像，有学者认为其风格与麦积山造像一致，进而产生四川造像受北线传入影响的观点。这或许是受到考据资料的限制所致。1995年5月，成都西安路发掘一批石刻雕像，笔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其中萧齐永明八年（490）法海造像左侧胁侍菩萨在身形、Ⅹ形披帛、双髻等造像特征上，均与广元大佛窟菩萨造像极为相似，时间也远远早之。麦积山及广元的此类造像源于成都地区更为合理。

   广元有明确纪年的北魏造像仅有一件，为延昌三年（514）“释迦佛”，作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佛呈结跏趺坐，着褒衣博带佛装，衣襞覆坛呈三瓣式下垂，应建于广元并入北魏时期。延昌三年为梁天监十三年，此间成都造像进入二期前一阶段，佛衣裳悬座已由一期的三瓣式变为外展式下垂，广元同期造像风格较成都显得滞后。麦积山此风造像也只能循四川经广元传如。由此，成都造像北上影响麦积山的传播则应是沿“金牛道”进行的。

   麦积山除受到来自成都的影响外，由建康直接对其施予影响也是可能的。由汉中至巴中，经通江可达川东，这条路线称为“米仓道”，由川东循江可达建康。这条路上是否有南北朝时期造像尚不明确，现存巴中石窟早期造像多为唐代所建。麦积山是否受到建康造像直接影响尚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