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方佛教造像

发布时间：2019-08-26 16:37

一、东晋佛教艺术概况

       西晋未年的“永嘉之乱”307-312，其结果是使得北方陷入割据分争的状态。此时南方相对安定，司马懿的曾孙琅玡王司马睿时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及江南军务驻守建邺（今南京）。311年洛阳沦陷，北方土族官僚南迁投靠司马睿，316年晋愍帝在长安被俘，于次年被杀，司马睿遂正式称帝，建立了偏安的东晋王朝。

       两晋之际，中国佛学走向独立是以般若学思潮的兴起为标志，由这一学说所产生的不同学派，后人称其为“六家七宗”，其中大部分学僧因避难汇集江左，为东晋佛教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兴宁三年365河南骚乱，中原高僧道安率徒南下，并分张徒众，使法和入蜀，令竺法汰率弟子40余人去扬州，后又使昙翼下江陵。符丕围襄阳之际，道安又遣法遇、昙徽、慧远、慧持等数十人后停庐山，这样中国当时北方最大的僧团就流向了南方。东晋十六国时期，慧远的庐山僧团与北方长安鸠摩罗什的僧团遥相呼应，在将传统中国文化与佛教的协调和融合上贡献卓著。同时，东晋佛教还受到帝王贵族的尊崇，使佛教在社会上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唐法琳《辨正论》卷三记载，东晋有寺1768所，僧尼24000人。

       东晋时期，南方佛教艺术的出土极少，但从典籍记载看，此间佛教艺术发展进入了更高的阶段，佛教已脱出单纯的墓室造像，顾恺之、戴逵等大批士夫介入佛教美术行列，所创壁画、雕塑风格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佛教艺术民族化进程得以较为成熟体现就形成于东晋。在对外文化交往上，时有天竺、狮子国向晋室遣献佛像，东晋佛教艺术已自有传入渠道，而无需经由北方丝路古道输入。

二、东晋南方佛教造像

        现存东晋佛教造像实物资料，仅有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出土的四枚刻有佛像的金戒指。四尊造像系用模压和錾刻工艺分别刻于四枚戒指上，可以辨别的是造像均呈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肉髻，佛衣披着不明确。现有实物资料的欠缺，与文献记载中东晋佛教造像的兴盛形成巨大反差。

       记载显示，汉至西晋流行于民间的墓室造像为金铜造像取代，建寺造像的规模已为社稷所不容，导致刘宋元嘉十二年（435)禁铜令的颁布，《宋书》卷六十七《夷蛮》：“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击系，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未，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驰，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兴造塔寺精舍，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

        东晋南方除大规模流行小型金铜造像外，规模较大的佛教壁画也已出现。著名宗教画人有王廙、顾恺之。《历代名画记》称王廙“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并参与了戴逵主持的武昌昌乐寺西塔壁画的绘制。顾恺之于建康瓦宫寺所绘“维摩诘”壁画，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

       开中土佛教造像新风的佛教艺术大家戴逵（326-396）、戴颙337-441父子创作活动均在南方，唐道世《法苑珠林》赞誉其“二戴像制、历代独步”。显示出戴氏父子已创立了一种新的中国式的佛教造像模式，称“二戴像制”，这也是有关汉地佛像民族化进程首次见诸记载的重要事件。对于具体样式呈现，可经由文南稽考予以一定程度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