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年间“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4

齐梁年间“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

  四川萧梁造像中褒衣博带佛衣的演变值得关注，类似变化还出现在建康、麦积山及青州。成都地区萧齐至萧梁前期，佛衣未褒衣博带式，右领襟敷搭左肘，佛施无畏与愿印，这一阶段佛衣厚重，坐佛与立佛衣饰下摆均呈外展式，为典型的秀骨清像造型。6世纪中期，佛衣趋于单薄，形体表现加强，下摆由外展变为内敛，佛衣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两佛并坐像，左侧坐佛佛衣由右肩敷搭至左肩，并露有未被遮挡的舌状左领襟，这里称其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右侧坐佛仍为早期敷搭左肘的褒衣博带式装束。

  西安路另一件编号为H1:6的三佛并坐像，造型与梁大同十一年双佛像相近，整体布局也类似，应为同期作品。三佛的装束，对萧梁时期佛衣类型呈现得较为全面，中尊为早期褒衣博带式，左侧坐佛为“褒衣博带演化式”，右侧坐佛衣着为萧梁时期常见的通肩衣。

  这种由褒衣博带演化而来的佛装，与天竺通肩衣在穿法上是有区别的，以西安路太清五年的阿育王像为例，佛像为典型的天竺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至左肩并未敷搭至左臂。在印度，佛着通肩衣出自犍陀罗地区，后传至印度中部秣陀罗地区，秣陀罗贵霜王时期造像已身着通肩衣。两地佛像通肩衣均从右肩搭至左肩，佛衣并未搭至左臂，圆领服饰没有对襟着装迹象，早期中国佛像较多吸收这种形式，如建武四年（338）金铜坐像，炳灵寺169窟7号龛立佛，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均着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至左肩交待明确。而“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敷搭方式，是由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在成都类似的佛衣还见于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及《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书中图版十一梁代造像。这种形似天竺通肩衣的穿着，式民族化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向外来通肩衣的一次回归式演绎，暗示了当时域外佛教文化对中国固有佛教文化存在着强大的冲击。

  四川萧梁中期佛衣主要有天竺通肩式、褒衣博带式及褒衣博带演化式三种，以麦积山、青州、建康佛衣的发展演变来看，南北朝后期，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逐渐成为佛衣主流。成都地区诸多造像资料待整理公布后，这一现象也应更加明确。

  在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呈现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约出现在东魏，主尊右领襟由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右领开口较深，多数造像仍保留胸部带结，如龙兴寺天平三年（536）尼智明造像、诸城武定三年（545）士继叔造像及武定四年（546）夏侯丰珞造像。青州地区这种形式延续至北齐年间，如诸城北齐天宝（保）三年（552）僧济本造像。龙兴寺同期此类佛装中，还有一种胸腹部隐去带结的形式，衣领开口较浅，与成都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双佛之左侧坐佛相同，此型与胸部饰有带结佛衣未“褒衣博带演化式”第一阶段出现的两种形式。青州地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的后一阶段，约发生在北齐后期至北周初年，佛衣领口进一步收紧呈小圆领，胸部结带掩去，佛衣更趋单薄贴体。

  麦积山，北魏及西魏佛像仍以孝文帝改制后的褒衣博带佛衣未主，佛多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敷搭至左肘，佛衣厚重外展。北周年间的佛像，风格突然发生变化，佛衣由厚重转为轻薄贴体，并且同时出现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两个阶段出现的佛装，以麦积山141北周窟为例，正壁主尊结跏趺坐（图80），手残，似施无畏与愿印，右领襟左前臂敷搭至左肩，佛内着僧袛支，腹部系有带结，着装方式与青州“褒衣博带演化式”第一阶段造型相同，右领襟向左肩后收紧，圆领开口较浅。青州在两个时间段产生的佛衣形式，在麦积山同时出现于一个洞窟中。值得注意的是同窟右壁坐佛仍着天竺通肩衣，佛衣由右肩搭向左肩，走势交待明确。在一个窟中同时出现通肩衣及“褒衣博带演化式”，为比较两种相似佛衣的不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关注褒衣博带佛衣的演化，有助于对中国当时佛像地域风格的把握，进而对地域间造像风格的相互影响及传布有新的认识。

  建康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在栖霞山二期，萧齐末年，以下004窟主尊及三期无量殿前接引佛为代表。青州、建康、成都、麦积山四地出现“褒衣博带演化式”，时间上以麦积山较晚，成都和青州地区时间相近，建康最早，同期北方造像多流行“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如山西天龙山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诸石窟，其地域介于麦积山与青州之间。麦积山此风由青州传去似无可能，结合麦积山早期三瓣式裳悬及菩萨作双髻取自四川，并且麦积山处关陇地区，与四川交往密切，其“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应源自四川。莫高窟西魏诸窟如第285、248、249、288等窟主尊所着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可视为受到南式造像风格原型的结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四川南朝佛教造像风格演变与建康基本保持一致，并经广元北上对麦积山、莫高窟产生影响，麦积山造像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其风格演变以川地南朝造像大致相同。由莫高窟、麦积山、成都、建康、青州6世纪中期出现的“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可以看出，以建康为中心，北至山东青州，西沿长江流域至成都，并北上至麦积山，西北至莫高窟形成一条南式环形佛装造像带，与同期北方东魏、北齐境内流行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装形成并存局面。

  “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在5世纪末的出现和6世纪早期的流行，以往为学界所忽视，常将其与天竺通肩衣混同。对其认识有助于更本质地了解中土佛教造像的发展规律。

   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如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及彭山崖墓钱树陶座佛像，佛均着通肩衣；北方现存十六国时期金铜佛亦多着通肩衣。南北朝时期，南北佛像衣着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南方以刘宋年间金铜佛及栖霞山一其为例，佛多着通肩衣；北方以金铜佛及云冈一期造像为例，佛衣多为“半披式”袈裟。这种造像上的分歧，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被褒衣博带佛装所统一。6世纪中期之后，南、北出现了对褒衣博带佛装的不同演绎，即南方演绎出“褒衣博带演化式”形式，更近北方较早流行的通肩衣相似，北方演绎出“敷搭双肩下垂式”形式，更近北方较早流行的“半披式”佛衣。南、北造像由此形成了向各自早期佛教艺术形式回归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出褒衣博带佛衣在历经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兴盛后，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在南、北两地蜕变出新的表现形式，并与“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共同奠定了隋唐佛装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