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晚期佛衣变化的成因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5

北朝晚期佛衣变化的成因  

      伴随东魏、北齐佛像体貌的变化（图56），在佛衣穿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位于政治中心邺（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安阳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及偏北的曲阳佛像，出现了敷搭双肩下垂式和少数右袒式佛衣，而东部的青州地区则是褒衣博带演化式和一定数量的右袒式佛衣，其中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变化律动与南朝佛像一致。  

     而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东魏、北齐境内的兴起，当与法上变革、曹仲达造像风格联系起来考虑。  

    法上，据《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德可轨入，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衣服率素纳补为宗，五条袛支由来以布……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故帝（文宣帝）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又遵重戒禁。”  

      记载显示，法上在东魏被高澄招人任统师之初，东魏境内僧俗通混，无甚区别。法上“一知纲统，制样别行”，遂改变这一局面，而使僧俗衣着有别。 

      北方沙门着装何时放弃律典规制而与世俗通混尚不可知，可以明确的是，这一现象，与佛像褒衣博带式袈裟均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法上在扭转沙门衣着的同时，是否直接参与佛像衣着的设计尚无证据，但可以明确的是与法上对沙门衣着变革相呼应，佛像作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得到了推广。其间出现的外层袈裟右袒式为法上所创亦有可能。  

    将敷搭双肩下垂式最外层袈裟改作半披式披着，与律典要求更加接近，这与法上恢复规制相合，但佛像衣着所呈现的综合面貌，仍与规制相去甚远。律典规定的右袒式袈裟，必须露出右肩肉体部分，道世《法苑珠林》谓“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极”，印度佛像右袒式恪守此法，汉地多以半披式取而代之，完全暴露右肩肉体的做法并不盛行，仅在北凉石塔及北魏造像中偶有所见。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出现，使右袒式袈裟以披于内层袈裟之外的方式得到复兴，这类右肩覆有衣物的所谓右袒，可能就是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批评的中土沙门“偏袒覆膊……咸乖本制。”

        由《续高僧传》中对法上衣着的描述来看，他向以田相袈裟为宗，其五条袈裟（安陀会）及僧袛支均是布材，为依律从事。传中记载了法上终年86岁，逝于北周大象二年（580），据此他40岁游化怀州等地应是东魏建国元年，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其改造沙门衣着可能始于534年。

      有关东魏北齐佛衣样式的新变化，还需兼顾佛像制作大家曹仲达的作用。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曹仲达“本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佛像，管至朝散大夫。憎倧云：＇曹师于袁（袁昂），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描述了曹仲达的风格：“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历代名画记》有关于曹仲达师承的记载：“曹仲达师于袁”，“袁昂师于谢（赫）、张（僧繇）、郑（法士）。”该书还记载，萧齐年间周县昙研师法塞北勒，并授于曹仲达。  

     关于袁昂，《历代名画记》载：“仕齐，为秘监黄门侍郎，幼以孝称，颇善画，人梁，官至中书监。”  

      以上有关曹仲达的记载显示，曹仲达的直接师承为南朝齐梁年间画家周昙研和袁昂，并间接得法于张僧繇，曹仲达艺术风格与南朝特别是张僧繇的渊源，已在东魏北齐佛像体貌与南朝张僧繇所创风格的相似性上得到体现。 

   依据上述记载，曹仲达佛像的特征为“外国佛像，无竞于时”，“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曹衣出水”，显示出曹仲达最擅长的是外国佛像，在当时无人比肩。而以现有实物资料来看，同期北方出现的外来造像样式多为右袒式，在天龙山、青州地区北齐造像中均能见到（图57），且均是所谓“曹衣出水”。类似风格广见于笈多萨尔那特地区佛像（图58）。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最初出现，当与曹仲达无关。曹仲达的生卒年代学者考证结果不一，谢巍在《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中认为生于513年，卒于580年之前，林树中在《六朝艺术》中认为生于526年，卒于596年。现纪年较早的龙门普泰洞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年代为531年，若以两位推算年龄计，曹仲达时年应为18或5岁，距成熟的创作年龄尚有距离。

       北方现存将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外层袈裟作右袒式，是安阳大留圣窟三佛，发生时间为546年，时曹仲达的可能年龄分别是33或20岁，以33岁来看是为成熟的创作年龄，所以对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改造可以考虑曹仲达。

   问题是文献中并未涉及曹仲达对佛像有创新之举，今所见北齐右袒式佛像做工虽极其精美，但袈裟贴体样式却与笈多萨尔那特风格相近。历史上曹仲达在佛像上的突出造诣，或许仅限于制作上的精到，即“北齐最称工”。

 以上分析，可以对东魏北齐佛像及衣着风格的成因得出几点认识：

a.东魏、北齐佛像体态丰满的表现，受到南朝张僧繇所创新风的影响，而张僧繇风格的产生，又是得益于南朝梁武帝大力崇佛及较为发达的海路交通。

b.统师法上对沙门着装的改造，促使源自北魏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东魏、北齐的盛起。法上和曹仲达均有可能参与了对这款佛衣的进一步改造。

c.曹仲达的艺术风格特色应突出反映在对同期北方右袒式佛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