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非标准佛像的着衣样式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6

汉魏时期非标准佛像的着衣样式

   汉魏时期，与标准佛像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类非标准佛像，这些佛像虽具有佛像的某些特征，如肉髻、白毫、手印、项光等，但衣着表现各异，且均非袈裟。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是佛像与中国本土神仙思想和早期道教造像交糅的产物。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同期这类佛像衣着在形制和形态上均异于佛教中的“三衣” ，这与西晋以后佛像衣着的多样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晋后的佛衣形制本质上仍属三衣，只是因披着方式的不同产生了多种样式。而汉魏时期的佛像衣着在形制和形态上均未呈现出三衣应有的特征。

  汉魏时期出现的这一类非标准佛像，现有考古资料显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沿运河北上的苏北、山东地区。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八角擎天石柱上端刻有两身饰有项光的立像，柱上还刻有西王母、东王公及许多禽、兽和羽人图像。俞伟超先生认为此画像石上的图像所反映的宗教内容、分布格局均与内蒙古和林格儿小板申M1前室顶部壁画相同，因此鉴定沂南两饰项光的立像为佛像。

  从古印度佛像及律典对沙门着装规制来看，这两身立像语标准意义上的佛像相去甚远，为唯其项光表名具有西来神祗的身份。二像上衣着有袖短衣，下身内有长裤，外披裙，腰系带饰，其衣着特征部是标准佛像所应具备的，因此学界亦称二立像为“项光童子”或“童子项光像” 。

  20世纪70年代，在江苏焉有邳州燕子埠乡出土的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纪年墓中，出土一身鎏金铜雕像。此像为单体造像，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束发于脑后，跪姿，双脚在像背得很得体。衣着方面，内衣识别不清，外衣着交领右衽有袖大衣。此像唯有手印显示其是一尊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原始报告中将其断为佛像。

  交领大衣为中国传统儒服，是有领有袖的成衣，而佛所着袈裟展开为一块大布，披着时不会在手腕部形成袖口。元嘉元年这尊像蓄髭，在犍驼罗佛教造像中，施无畏印的佛和菩萨均有蓄髭的现象。此外，跪坐也是南北朝以前中土的习俗，这也是古印度佛教造像所不见的。与邳州这身造像外观特征相似的，还有安徽铜陵出土的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跪坐像。可见这种表现形式的造像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广泛性。

  一些部甚规范的佛像造型，亦出现在约3世纪中期前后南方吴地制造的佛饰铜镜上，这些铜镜大多分藏于日本、欧美博物馆及美术馆内，其中以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一枚画纹带佛兽镜为代表。造像在镜背以十字对称的方式分作四組，共计十身造像。造像组合有二尊和三尊像，其中两组造型相似，并互为对应。除一尊坐像为高肉髻外与均作双髻。四组造像中的主尊均有项光。造像衣着呈现如下共性：1.上衣衣纹胸前作U形；2.腰系带饰；3.身披帛带。帛带的走势均为由右肩下垂至腹部以下，再上行搭于左肘。

上衣衣襞作U形纹，是贵霜迦腻色伽以后犍驼罗和菟罗“通肩式”佛衣的特征。而在外披大衣上束腰带不见于印度佛像，也未在之后的中土造像中出现。

  身披帛带，在印度、中国均为菩萨或飞天的服饰特征，犍驼罗1至3世纪的菩萨造型通常上身右袒或赤裸，下身着长裙，披帛缠身样式不一，但根本是要先将帛带绕于左后臂，十字交叉于腋下，其后对分出的两股帛带作多种形式绕身敷搭。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262）校尉彭卢墓中的菩萨像，在其裸露的上身即披有帛带。

  顶作双髻不见于印度佛教艺术，而是中土汉代旧有的发式，并成为南北朝时期菩萨造型的常见形式。

  确定这枚铜镜中十身造像的身份仍是问题，有观点认为主尊为佛，胁侍为菩萨。不同属性造像因素的糅合，给图像学层面的身份鉴定带来了困难，若将饰有项光的主尊视为非标准意义上的佛像仍是可行的。

  此外，这四組造像所呈现的几个特征值得关注，这可能关系到中国后世佛教造像因素的成因。其一，中国菩萨顶作双髻较早见于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490）坐佛左侧菩萨，及成都商业街齐建武二年（495）坐佛右侧菩萨，而其源头似可追溯于三国时期午地造像。

  其二，铜镜上造像的帛带走势呈现一致性与程式化，即帛带由右肩下，再向上搭与左肘，这在同期佛饰铜镜中并部鲜见。约在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风行于中土南北的“褒衣博带饰”佛像，其袈裟右领襟的运行轨迹，即与三国时期吴地佛饰铜镜造像中的帛带走势相同，这是否是导致“褒衣博带饰”佛像袈裟披着方式产生的原因之一。

  其三，十身造像的衣着相同并具有程式化，上身圆领大衣应属袈裟，这可以经由造像右手下方没有交合的袖口得到体现，而于外衣之上系腰带，在孔望山编号X71立佛上也可见到。佛像饰以腰带，似乎成为中土佛教造像的一种偏好，这可能与华夏名族崇尚褒衣博带服饰存在某种关联，汉地约5世纪末出现的“褒衣博带饰”佛像，其特征之一就是胸系带式，而其渊源似乎也可以追溯至汉魏时期的佛像。

  已有的汉魏时期具有佛像某些特征的造像，并部限于佛像类，在同期出头的诸多殉葬俑中，也能见到诸多百、白毫的特征，如四川忠县涂井5号濁汉崖墓中还出土了60余身陶俑，有10余件额上眉间有白毫相，此为佛三十二相之一，但头部多饰花冠，身着交领衣，此部见于印度佛教艺术表现。由于同一墓中已有明确的佛像造型，此类饰有白毫相的陶俑，只能视为非佛像造型。此外，此外武昌莲溪寺孙吴永安五年墓、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太安元年（302）墓等均有数量不等的白毫俑出土，将俑饰以白毫不见于印度，应是国人的发明，这种对佛的特征近乎滥用的现象，虽可理解为国人对佛教造像初级认识的体现，同时可能蕴涵了对 外来佛像名族化认识或改造的需求。而真正成功意义上的改造则发生于东晋、十六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