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佛像的“通肩式”佛衣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6

一、标准佛像的“通肩式”佛衣

1、长江流域佛像衣着样式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汉魏、西晋时期标准意义上的佛像，主要集中在南方长江流域，地点分布于四川、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及周边地区，发生时间顺长江而下，呈现由早趋晚的态势。统计资料显示，汉至西晋，中国南方佛教造像已有220余处，其中有纪年的30余处。

  其中最早的纪年造像是2001年因三峡建设，抢救性考古发掘于重庆丰都的刻有“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的摇钱树上的一尊佛像。东汉延光四年为公元125年，这身佛像虽然在胸部以下多已残损。由现存图像信息，仍可获知一些关于佛像及佛衣的认识：a佛头后部饰有项光；b佛顶作束发髻硕大；c佛右手施无畏印；d佛着外观呈圆领，集衣襞于左肩的“通肩式”袈裟；e由于佛之左手残，对于该手印无法作具体判断，但可以明确的是其左前臂上抬与后臂呈90度，在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右手施无畏印时，左手若上举，通常为手握衣角状。进一步的认识，需借助更完整的图像资料。

  就佛衣样式而言，出现在四川丰都这身佛像颈部下方的一道横向弧形结构当引起注意，这也是判断该佛袈裟披着样式的得要依据，有学者已关注到这一特征，称之为“圆领”，或“圆领，袒右肩”。在具体确定佛衣样式时，仍需兼顾“圆领”，和“集衣襞于左肩”这两个特征，由此得出该佛衣着样式应是“通肩式”。

  在犍陀罗地区，2世纪前后的佛像多作集衣襞于左肩的“通肩式”袈裟，如藏于旅顺博物馆约2世纪的犍陀罗浮雕《佛像礼拜图》其领口与左肩衣襞特征均与丰都佛像相同。这也是对“通肩式”袈裟右上角搭于左肩规制较为具体写实的体现。

  位于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前室后壁门楣正中的一身坐佛浮雕，图像清晰完整，这也是川地最早发现的一例佛像。此墓年代有东汉晚年和蜀汉时期之说。其佛像特征表现为：a饰项光；b顶作肉髻（具体发式不清）；c佛右手上举施无畏，左手握衣角，衣角由拳心下口进入，再由上口出；d着“通肩式”袈裟，衣襞呈规整的弧形对称状；e结跏趺坐。

此像已具备了佛像的几乎所有特征，称得上是一件标准的佛像。其双手及对称弧形衣襞特征，在贵霜迦腻色伽之后的犍陀罗和秣莬罗佛像中均可找到原型。

  与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相似的佛像在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门楣上还有两身，二像均为浮雕，保存较好的一身雕于中室门楣正中，保存较差的一身雕于左后室门楣正中，两身佛像所呈现的特征，与麻浩1号崖墓坐佛基本相同。

  四川彭山夹江东汉崖墓出土的摇钱树础上一身坐佛，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发式和衣着全貌。此佛结跏趺坐，顶作束发肉髻，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似作握衣角状，着“通肩式”袈裟，衣襞对称，由于袈裟被双肘撩起，呈弧形下垂。这身佛像的发式及阴刻线衣纹处理方式，可以看出来自犍陀罗和秣莬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身坐佛左右各雕一立像，有学者认为两侧侍立为大势至和观世音菩萨像，也有观点认为是祈请祥瑞的胡人。

  贵霜时期，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出现有佛与梵天、帝释天的组合，佛与弥勒、观音菩萨的组合，以及佛与双观音的组合等。秣莬罗也出现有佛与身份不明的二立像的组合。彭山的这组造像中的两个立人，其图像漫漶难以清楚辨识，如果视为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在同期印度佛教造像中似又难以找到原型，暂且只能将这组造像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佛二胁侍组合。

  与上述例举特征相似的佛像，在四川还见于绵阳何家山东汉1号崖墓，及四川忠县涂井5号蜀汉崖墓的钱树等。已有的四川地区汉魏时期佛像，呈现以下共同特征，着“通肩式”袈裟，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并且图像完整的佛像均呈结跏趺坐，明显可以看出受到外来造像范本的影响。

  就佛衣特征看，有集衣襞于左肩和衣襞呈弧形对称下垂两式，前者较早见于贵霜犍陀罗，后者可能经由迦腻色伽或其继任者所创，并迅速在犍陀罗和秣莬罗推广。

  就佛的发式来看，丰都延光四年钱树佛像和彭山钱树础上的佛像，均清楚显示为束发肉髻，这也是犍陀罗地区的佛像特征，秣莬罗地区佛像不见这一发式。

  东汉至蜀汉约当古印度贵霜时期，在已有的同期犍陀罗和秣莬罗佛像中，似只有犍陀罗地区出现了将束发肉髻与对称的阴刻线衣折同时糅合在一身佛像中来表现，而迦腻色伽舍利函上的坐佛，即可视为这类佛像的代表。

  这种形式在川地早期佛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舍利容器上坐佛佛衣下缘呈水平形，而四川佛衣下缘呈弧形，在犍陀罗晚期（140-230）及秣莬罗贵霜迦腻色伽之后（约120—320）的造像中均能见到。对四川地区此类佛像来源的解释为：以侧重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的佛衣样式为主，此样式正是伴随迦腻色伽对佛教的倡导和推广而传入中土。

  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标准意义上的佛像，时间多在东吴至晋年间。1992年，在鄂州唐角头孙吴时期4号墓中，出土了一尊釉陶坐佛，此像被发现时，两侧侍立有陶俑。图像显示，佛顶作肉髻（发式不清），着“通肩式”袈裟，折襞作“U”形对称排列，佛呈结跏趺坐，手残，依据两前臂垂悬衣纹看，该佛应作禅定印，与四川地区常见的手印有所不同。佛作禅定印，多见于犍陀罗晚期造像，秣莬罗造像不见这种手印，萨尔那特佛像出现这一手印时间晚至笈多时期。联系此佛像着衣呈现秣莬罗地域风格看，湖北地区这一时期的佛像，应受到来自犍陀罗和秣莬多造像的共同影响。此佛像呈现的手印、佛衣披着方式及衣襞处理方式，也是这以后至刘宋时期，南方佛像最为常见的造型特征。与此佛极为相似的造像，另见北京故宫博物藏约西晋时期的青瓷坐佛，此佛发现地点不详。可以明确的是至迟孙吴时期，南方似已出现了脱离依附物的单体佛像，并且川地东汉时期出现的一佛二胁侍的组合形式，在东吴时期 的鄂地仍得以延续。此外，唐角头孙吴墓中坐佛的手印也与川地不同，禅定印似成为东吴、西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佛像的唯一手印。

除上述极少数单体佛像外，东吴、西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的有关佛像的图像资料中，大多以依附于铜镜和青瓷器的方式出现。

   在已发现的南方早期佛教造像实物资料中，江浙皖地区出土的青瓷或釉陶质地的魂瓶、罐、壶等葬器占有很大比重，其中饰有佛教造像的魂瓶，统计资料显示已占南方佛教造像实物资料的大半。时间跨度从孙吴至西晋，尤以西晋时期数量为多。孙吴时期较早的如凤凰二年（273）江苏南京出土的魂瓶和釉陶佛像，孙吴天册元年（275）江宁出土的魂瓶。西晋时期的如太康元年（280）江宁出土的魂瓶及元康四年（294）浙江上虞出土的魂瓶。这些出现在魂瓶或青瓷丧冥器上的佛像多以捏塑或模制的方式贴附于器物上。佛像多结跏趺坐，禅定印，饰项光，着“通肩式”袈裟，衣襞弧形对称，佛像特征鲜明、造型较单一。与这些佛像同时出现在魂瓶上的还有乐伎俑、白毫相俑等。西晋时期南方早期佛像实物资料显示，同期佛像依附于殉葬品的表现方式仍十分普遍，直至东晋初年还有延续，虽然已趋少。

   实物资料显示，吴地与川地佛像的最大区别体现在佛手印的不同。看来，东吴辖区与汉魏时期的川地，似在遵循不同的外来造像范本进行佛像表现。

2、连云港孔望山佛像衣着样式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浮雕造像，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学界重新认识，一般认为是一处凿于东汉晚期包含有佛教造像内容的造像群。孔望山摩崖浮雕包括含有道教和佛教造像，佛教造像内容据考证出现了单体佛像、佛本生故事《舍身饲虎图》、佛传故事《涅槃图》等。其中有四身单体造像，因其具有佛像的特征，一般被认为是佛像，编号分别为X2、X61、X71、X76（据连云港博物馆编号）。

  这四身造像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佛像的特征，由于年久风蚀，其中三身造像是否刻有项光已不易辨识。此外，四像均有肉髻，手印方面，X2、X61、X76造像右手均施无畏印，X2明确显示右手握有衣角。

  就佛衣而言，X71在身披长衣的腰间束有腰带，且垂带于腹间，律典及古印度佛像中，均无在外披袈裟上束腰带的记载和表现，此像虽有肉髻和项光，却仍不能归入标准意义上的佛像。

  X61立像，上身着“通肩式”袈裟，但下身着长裤，佛像下身是以着裙的方式表现。裤在东汉时期已成为男性国民的一种常服。此像虽有手印和肉髻，仍不能视为标准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