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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9-02 10:08
律典中有关三衣材料的规定
由于汉地沙门的袈裟用材曾发生异于天竺沙门的变化,并因此引发袈裟披着方式的改变,进而可能反映在佛衣表现上。因此,袈裟面料如何选择,也是道宣、义争等律师大德极为关注的问题。律典中有关袈裟面料的规定及天竺沙门面料的实际选择,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律中对沙门三衣用材的规定,大致分作“不可用”和“可用”两个部分,其中“不可用”部分内容较为庞杂,本书不予展开,“可用”部分,各部辑录内容不尽相同,《四分律》、《十诵律》及《五分律》均列有十种,名“十种衣”,《摩诃僧祇律》列有七种,《铜鍱律》列有六种,分别摘引如下:
《四分律》十种衣:拘舍衣(绢),劫贝衣(绵)、钦婆罗衣(羊毛)、刍摩衣(麻)、叉摩衣(麻)、舍□衣(树皮)、麻衣、翅夷罗衣(树皮)、拘摄罗衣(鸟毛)、嚫罗钵尼衣(草)。
《十诵律》十种衣:白麻衣、赤麻衣、刍麻衣、憍施耶衣、翅夷罗衣、钦婆罗衣、劫贝衣、钵兜路衣、头头罗衣、俱遮罗衣。
《五方律》十种衣:长衣、劫贝衣、钦婆罗衣、俱舍耶衣、刍摩衣、刍弥衣、婆舍那衣、阿呵那衣、瞿茶伽衣、麻衣。
《摩诃僧祇律》七种衣:钦婆罗衣、劫贝衣、刍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躯牟提衣。
《铜鍱律》六种衣:驱磨衣、劫贝衣、高世耶衣、钦婆罗衣、婆那衣、婆伽衣。
各部律藏所列衣材均涉及麻布、棉布、绢布、毛布四类。另外,所有世俗衣物(律中称“白衣”均不能直接用于沙门穿着,而需经改种过成三衣后方可披着。
律中对三衣用材,存在前后讲述不甚一致的地方,如《四分律.衣揵度之二》及《十诵律.衣法上》中就有释迦对比丘蓄鹫毛衣、至鸟翅衣、人发、马毛、牛毛钦婆罗衣等均持反对态度。而《四分律》和《十分律》中所列沙门可蓄的十种衣包括了钦跋罗衣(毛布)和翅夷罗衣(鸟毛布)所以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明确沙门三衣的实际用材有所助益。文中道宣认为法衣“必须厚重熟致者,若细薄生疏绫、罗、锦、绮、纱、榖、细绢等,并非法物”,并且“一切生疏毛发、树皮衣、草衣、皮衣并不成”。此外,有关印度沙门实际所用的三衣材料,道宣在其《律相感通传》中亦有表述:“自佛法东传,六七百年,南北律师曾无此意,安用杀生之财,而为慈悲之服。”“古昔周朝(北周)老僧咸着大布衣。一生服一补者,咸本乃至重二三斤者。复见西来梵僧,咸着(叠*毛)。布[具问。答云:五天竺国,无著蚕衣。”
道宣文中的(叠*毛)为棉布,即律中沙门衣料之“劫贝衣”(棉布)。道宣和赞宁的记载,均显示印度僧人三衣用材均为棉布,而不用动物属性的面料。
至迟初唐时期,中国佛教界曾发生过就三衣用材是否可以引入丝织品的争论,这在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所体现,义净本人并不赞成丝织品用作袈裟,但他记录了对丝织品用于袈裟正反两派的意见,赞成方认为:“凡论絁、绢,乃是圣开,何事强遮,徒为节目?断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并皆着用,拒可弃易求之绢、絁,觅难得之细布,妨道之极,其在斯乎,非制强制……”反对方认为:“将为害命处来伤慈之极。 悲愍含识理可绝之。若尔者。着衣啖食。缘多损生。蝼蚓曾不寄心。蛹蚕一何见念。若其总护者。遂使存身靡托投命何因。以理推征此不然也。而有不啖酥酪不履皮鞋不着丝绵。同斯类矣。”
若依据义净文中赞成丝织品用作三衣面料一方的观点,丝织品用于三衣制作本是释加牟尼开创的,天竺佛教徒也在使用,这就与前文道宣和赞宁的记载发生了矛盾,律中称用于三衣制作的丝织品为高世耶衣(绢布)。
季羡林在其《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古代印度人民的衣服材料只有棉花、羊毛、鹿皮等。中国很晚才有棉花,印度极早就有了……但是丝衣服古代是没有的。”。他同时认为,唐以前的印度丝还很少被采用,约略在玄奘游历印度的初唐时期,印度人用地产野蚕丝(憍奢耶)做衣料,但尚无纺织丝的能力。而唐代由中国输入的丝织品亦尚未在一般百姓中使用。印度民间开始使用中国丝,也是到了宋代,在靠近和中国通商的港口一带的印度人,已经可以穿丝衣服。
依据季先生的考证,印度本土对地产野蚕丝的使用较少,即使使用,由于缺乏纺织技术,衣料构造也只能类似于毡或编织物。而中国丝织品对印度民间生活产生影响,是在唐以后。
汇集上述各家观点来看,印度在释迦制定戒律之时,野蚕丝已可用作三衣衣材,然当不盛。由于印度盛产棉花,少有蚕丝,所以基本土僧人仍多服棉布三衣。义净文中提及丝在“五天四部并皆着用”一说,至多也只能是印度存在部分僧人披交叉点丝质三衣的现象,而不能代表该国沙门衣着的普遍行为。
释迦为沙门制定的衣材中,虽含有生物材料,却均属世人废弃、施舍之物,原教旨的朴素情怀显而易。中国的传统衣材是麻布与丝绸,其中丝织品在中土为较昂贵的衣材,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汉地部分沙门对丝织品作为三衣衣材的向往,确有追求奢华,偏离释迦初衷之嫌。这可能也是导致道宣对律典规制予以极端性阐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