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末佛像衣着中的“带饰”问题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9

5世纪末佛像衣着中的“带饰”问题

   5世纪末以“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出现为标志，汉地佛像服饰出现了对带饰的表现，在其后的佛像中带饰内容更趋多样。“带饰”是律典中规定沙门服饰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印度和中土佛像中均有所体现。因此,认识汉地佛像中的带饰现象,在考虑到佛衣民族化变革的同时,还需兼顾外来样式、律典规制的影响。

   有关律典对沙门衣着“带饰”的规定在第一章已有阐述，以下着重对佛像中带饰表现的认识。

  汉地佛像对带饰的表现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左肩钩纽系带；2、胸腹部系带；3、裙系带。以下分别阐述。

1、佛像左肩钩纽系带

  佛像袈裟中出现钩纽，并没有在印度造像中得以反映。在7世纪前的汉地造像中亦不多见，可以例举的有山东四门塔东魏佛像及青州北齐造像等。从实物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钩纽形制与义净描述大体相同，钩纽均显示为软质材料，只是在以纽系钩的方式上存在两种形式：（1）以纽作结直接套入钩环之中；（2）以纽穿钩并系结。

  另在道诚《释氏要览》中对袈裟钩纽的材质也有说明，“佛制一切金银宝物，不得安钩纽上，惟许牙骨香木之属。”其所述材料为硬质，至唐代仍不多见，宋代造像中“钩”作硬套环，纽作细绳则十分普遍。

  袈裟作钩纽为律典明文规定，为何这一着衣特征却未在印度佛像中得以表现，这可以从义净对袈裟正确披着方式的阐述上得到解释，“若对尊容事须齐整，以衣右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若欲带纽，即须通肩披，已将纽内巾句，回向肩后勿令其脱。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

  文中明确了袈裟若施钩纽须通肩披着，而通肩披着需符合的规范之一是将袈裟右上角宽搭左肩，“垂之背后，勿安肘上”，并需“将纽内巾句”。如此，即便有钩纽，也被袈裟所掩。印度佛像中“通肩式”披着的袈裟均合规制，袈裟右上角覆于左肩，重于肩后。这一披着方式在汉至西晋的南方早期佛像中得到承袭。东晋至南北朝中期，汉地佛像出现的“通肩式”袈裟也多符合规制，其中亦有将袈裟右上角连同左肩、右肘一并覆盖的违规披着现象，如炳灵寺第169窟第9龛三立像最西一身立佛及莫高窟第259窟北壁下层东端禅定佛等。

  南北朝后期出现的袈裟作“钩钮式”，其袈裟右上角均未敷搭至左肩后，而是系吊于胸前，遂使钩纽得以呈现。此类袈裟的披着方式已不是严格意义上规制中的“通肩式”，由此看来汉地袈裟钩钮得以显现是对律典规制予以变通的产物。

2、佛像胸腹部系带

  汉地佛像出现胸腹部系带的现象，以现有实物料看约发生于5世纪末，以“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出现为标志，并衍生出多种袈裟披着方式的胸腹部系带形式。由于壁画、背屏造像及窟龛雕塑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佛衣着披着方式正、背、侧面全方位的观察，导致对带饰属性及具体系着方式认识的不一。

冈田健、石松日柰子以龙门宾阳中洞正壁主尊及巩县第1窟的维摩诘像等造像为例，提出佛像中僧祇支上不系带饰的观点。

  依照冈田健所举之例，其观点确可成立，问题是已有的汉地7世纪前佛像多僧祇支系带的现象，并且佛像胸腹部带饰的属性也具有其多样性。以下例举造像实物予以具体说明。

（1）僧祇支系带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像。此像背面铭文为：“梁太清三年七月八日，佛弟子丁文乱为亡妻苏氏敬造释迦双身尺六刑石像……”造像中右侧一身坐佛，佛头部肉髻残，双耳饰环，上身内着僧祇支，并绕腰束带，系结于腹前，带结下垂。佛外着“半披式”袈裟，左侧袈裟自然下垂，右侧袈裟敷肩一角后下垂，绕右前臂外侧，穿过作禅定印的双手下方敷搭于左前臂。此像的重要价值在于，解释了佛着僧祇支是否可以系带及如何系带的问题。另有一身山东博兴龙华寺出土藏于博兴县博物馆北齐年间坐佛也有类似的表现。曲阳修德寺唐代坐佛清楚显示了僧祇支束带，并且此佛僧祇支下还表现有裙，其着衣秩序与《大比丘三千威仪》所记载的由内而外依次是裙、僧祇支、三衣的顺序相同（参见前文“僧祇支与三衣的关系”）。

  以麦积山第24窟、94窟的隋代菩萨、弟子像辅以对僧祇支系带的认识。第24窟正壁左侧菩萨像，内着僧祇支，绕腰系带并系结于腹部，外饰帔帛。第96窟正壁左侧弟子像，内着僧祇支，外着“半披式”袈裟，袈裟左领襟自然下垂，右领襟挂右肩一角沿右臂下垂，再向上敷搭左肩及左臂，其腹部饰带，系结下垂。此带饰显然与外披袈裟无涉，为系于僧祇支之上。

 以上像例显示，汉地造像中存在僧祇支系带现象，带饰为绕腰系着，系结后下垂。律中要求腰带当系于内衣安陀会之外，上述造像中胸腹部带结亦在内衣之外，只是内衣换作僧祇支。

（2）僧祇支系带与袈裟系带同时出现

  山东诸城北齐、北周时期立佛，佛内着僧祇支，外披两层袈裟，胸腹部上下分别束两重带饰。由上方带饰对内层袈裟的牵引力所产生的左右领襟居中靠扰这一特征来看，上方带饰对内层袈裟，而下方带饰则应理解为系于僧祇支之上似更合理。佛像带饰的这一物征在诸城同期造像中普遍存在。

  成都万佛寺编号WSZ47萧梁时期弥勒背屏造像，主像亦内着僧祇支，外披两层袈裟，胸腹部上下分别束两重带饰。僧祇支因下方带饰紧束而出现密集折皱，内层袈裟对襟部分衣缘因上方带饰牵引居中靠拢。此像上下两重带饰的属性，因与诸城造像类同，造像的这一共同特征，可补充对两地造像源流的认识。

（3）袈裟系带

  现有资料显示，出现胸腹部系一重带饰，且带饰用于袈裟固衣的佛像多着两层袈裟或三层袈裟，带饰通常被固定于最里层袈裟的左右领襟之上，然后系结下重。

  这类带饰得以在袈裟中出现的依据尚不明确，律典规定的钩纽固定位置，分别为距袈裟上缘两端八指处，这一点与佛像袈裟胸腹部带饰位置相似，但钩纽分别位于袈裟的里外两侧，而佛像袈裟的带饰均被固于袈裟里侧。

  冈田健认为这种带饰的属性与僧祇支和袈裟无关，而是一种南朝士大夫日常服饰中的纽，并将传为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孙位的《高逸图》中的人物服饰视为其原型。针对此类 世俗服饰，中国学者的观点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A、该服饰在汉地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B、质地或为整块透明状纱榖，可称为帔或沙帔。

C、功能为外着挡风，盛夏披着。

冈田氏的观点虽有其合理的一面，却仍值得商椎，突出反映为以下两点：

A、世俗系带之帔是用于防风、防署的外着服饰，缘何在佛像表现中被应用到袈裟的最里层。

B、已有资料显示，绘画中出现的有两段带饰的帔，最早只能追溯至北齐，汉地更早的帔上并未缝有带饰。佛衣出现左右领襟各缝一段带饰的发生时间，远较世俗帔上出现带饰要早。

  南京西善桥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中的服饰，向为学界视为“褒衣博带式”袈裟的原型。可以明确的是，图中有四人服饰显示胸腹部饰带结，其中嵇康、阮籍、向秀三人的带饰是系于裙上，而与上衣无关。只有荣启期胸腹的带饰位于内外衣之间，而外衣很明显有袖子，应不属帔类。

汉地世俗服饰中，将裙或上衣绕腰系带在佛像传入以前已有，而将上衣对襟处左右各缝一带的样式，最早的图像资料也就是《北齐校书图》中的帔。汉地佛衣的民族化变革可能自成体系，将带饰缝于最里层袈裟领襟两侧，应是造像者综合了袈裟钩纽带及士大夫腰带系结的产物，而不是单纯对汉地服饰成衣的模仿，这一点由“褒衣博带式”佛衣为方服（一块长方形大布），而世俗的褒衣博带有领袖中已得到证明。

依据上述三种类型，可以对汉地佛像中有关胸腹部系带问题得出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A、带饰的属性大致呈现如下规律：1.佛着僧祇支，胸前一重带饰，外披一层袈裟时，带饰绕腰系于僧祇支之上；2.佛着僧祇支，胸前两重带饰，外披两层袈裟时，上方带饰缝于最里层袈裟对襟之上，下方带饰绕腰系于僧祇支之上；3.佛着僧祇支，胸前一重带饰，外披二层或三层袈裟时，带饰缝于最里层袈裟对襟之上。

B、胸腹部系带的复杂性具体体现为以下两点：1.带饰使用功能的不同，或用于系束僧祇支，亦可束于最里层袈裟；2.带饰形制的不同：用于僧祇支的带饰外观呈一条长带，绕腰系僧祇支后，系结下垂；用于袈裟的带饰为两条长带，两带的一端分别固定于最里层袈裟的左右领襟之上，另一端系结后下垂。

C、对僧祇支是否系带的几点认识：1、律典中明确规定应当系带，而依照元照的阐述，这款僧祇支为袒露双肩式，尚不见反映在佛像中；2、相关古代文献记载了另一款曹魏时期已传入汉地沙门披着的右袒式僧祇支，但均未明示是否当系带；3.已有佛像资料显示，右袒式僧祇支可分作系统带和不系带两式，具体考察中似有规律可循。

D、佛像胸腹部系带固然可视为受到同期士大夫装束的影响，但律典中确有安陀会系腰带及坐禅时系禅带的规制，这两种带饰也均出现在胸腹部。考察佛像胸腹部系带的规制，这两种带饰也均出现的胸腹部。考察佛像胸腹部系带的成因，若与之联系来看，“褒衣博带式”佛衣在被视为民族化改造产物的同时，也是对律典旧有着装方式的复兴。这与佛像出现钩纽有着相似的潜在动因。

3、裙系带

  印度秣菟罗地区贵霜和笈多时期的佛像中，均出现对涅槃僧系带的表现。秣菟罗佛像明确显示，裙带系结于身体右侧，这也符合律典对涅槃僧系结的要求。

  秣菟罗笈多时期的佛像，显示在通肩披着的袈裟内束有裙带及身体细部起结构。通过与贵霜时期佛像裙带的比较，笈多佛像裙带系着高低位置未变，却将系结置于身体左侧，这已与律典要求不符。

  涅槃僧系带，在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及弟子造像中极为多见，且系结于腹部正中。但佛像对涅螌僧系带的表现并不常见，多为上衣所掩，从为数不多的几例佛像中，可获知这款服装在中土佛教造像中，已将涅槃僧的系结位置从律典要求的右侧移向腹部正中。

  国人在对外来佛像服饰进行民族化改造的同时，也兼顾了来自律典的规范和制约。“本土化”和“律典”是佛像衣着表现的双重规定，外来佛衣在适应民族特定习俗的前提下可以作相应的变通，但并未完全失去与戒律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