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末的“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典型特征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9

5世纪末的“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典型特征

已有的实物资料显示，5世纪末“褒衣博带式”佛衣，在南方多见于以四川成都、茂汶为代表的南朝佛像，北方则见于云冈石窟，发生时间上，“褒衣博带式”佛衣应先兴起南朝，并在孝文帝服制改革之际（486-495），北上影响云冈石窟造像。但在对此佛衣样式的具体表现上，南北方仍存在一些差异。

四川茂汶造像碑与“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典型特征

“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最早实例，见于 四川茂汶县出土的刻有齐永明元年（483）纪年铭文的释玄嵩造像碑，造像碑正面弥勒坐佛及背面无量寿立佛均着“褒衣博带式”佛衣。这两身佛像实际已成为学界研究南朝佛像服饰的标尺性作品。

将这种宽大、胸前系带的佛衣称作“褒衣博带式”多见于中国学者。在日本，基于认识的不同，称法较为多样：长广敏雄《论大同石佛艺术》将出现于云冈第16窟主尊及第5、6窟内的此类佛衣视为模仿皇帝冕服的“北魏式服制”；小杉一雄反对长广氏将冕服与佛衣简单等同的观点，认为佛衣本质仍是袈裟，并将这种外形与冕服相似的佛衣称为“冕服式佛衣”；吉村怜认为佛衣胸前的带饰象征中国士大夫“垂绅正笏”的整肃威仪，称之为“绅带式佛衣”。以上所列佛衣名称产生的依据多基于对这款佛衣民族化特征的不同理解。由于“褒衣博带式”佛衣在带饰及袈裟披着方式上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其已非简单命名所能包容。逸见梅荣《佛像的形式》从形式构成的角度，视胸系带结的佛衣为“通肩的变数”，冈田健、石松日柰子则视其为“有纽结的佛衣”。

有关表17造像所涉及的诸多深层佛衣问题，归结起来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

A、“褒衣博带式”佛衣与褒衣博带士夫装之异同

褒衣博带本来是对中原华夏民族一种传统儒服的称谓，此类服饰因其具有长襟大袖、腰束宽带等特征而得名。而佛教律典中规定的佛及沙门服饰，平展开来多为一块长方形大布，而非成衣。茂汶佛像着衣均无衣袖，这由造像左右手腕下垂佛衣没有交合的袖口得以反映，所以“褒衣博带式”佛衣仅有褒衣博带士夫装之形，而在衣着形制及着衣方式上二者有着本质不同。需要注意的是“褒衣博带”和“褒衣博带式”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褒衣博带式”是取形式与“褒衣博带”相似之意。

B、“褒衣博带式”佛衣基本样的确立

由于广义上“褒衣博带式”佛衣存在着发展演变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有必要界定出其基本样以此作为观察“褒衣博带式”佛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袈裟层数、披着方式、带结数量及裳悬形式等诸多变化的标尺。笼统地将外披袈裟、胸束带结的佛像视为“褒衣博带式”佛像，在相当程度上会模糊和阻碍对佛衣演绎复杂性及文化内涵的认识。

茂汶这两身佛像也是学界公认为现存纪年最早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实例，或可视作“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基本样，作为考察之后佛衣各阶段演化的依据。

C、有关佛衣种类问题

茂汶佛像衣着种类为内着僧祇支，外披一层袈裟，下身着裙。

在犍陀罗地区，贵霜统治时期（约60-230）佛像即出现僧祇支、一层袈裟和裙的装束。在秣菟罗地区，贵霜时期（约1世纪至320年）佛像衣着为上身披一层袈裟，下身着裙，笈多时期（约320-600）佛像也多循此制。但贵霜时期佛像裙带系结方位与笈多时期有所不同，前者位于身体右侧，后者位于身体左侧，通过薄衣贴体的袈裟可以看出这一变化。此外地处南印度东部的阿马拉瓦约3世纪的佛像也是一层袈裟和裙，并无对僧祇支的表现。

律典规定僧尼着装有“三衣说”和“五衣说”，五衣说中的“三衣+僧祇支+涅槃僧（裙）”被用于佛像衣着表现。茂汶佛像的衣着种类有来自印度佛像和律典的依据。

D、对佛衣中出现对称的“尖状下垂物”的认识

对茂汶佛像两手腕撩起下方出现的“尖状下垂物”需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也是南方早期“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地域特征，在其后麦积山、莫高窟同类佛衣中也有体现。冈田健、石松日奈子认为“这既不是袈裟也不是涅槃僧，可能是在袈裟内侧穿着的衣服的左右边”。

汉地佛像对袈裟层数的表现较印度丰富，从一层至三层都有，并且袈裟层数常会在左右领襟处以叠压方式得到交代，这也是汉地所创佛像表现的一大特色。茂汶佛像袈裟只有一层，冈田健、石松日奈子认为在袈裟与僧祇支之间另有一层衣服的观点缺乏依据，佛像身体左、右下方“尖状下垂物”可视为内层僧祇支。

E、有关袈裟、僧祇支及裙的形制

无论在印度或汉地，对佛像衣着的表现均受到律典中释迦对弟子着装规制的约束，这就不可避及通过律典进一步对佛像服饰的形制予以认识。通过第一章对律典中有关袈裟、僧祇支及裙规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各部律典对相关内容阐述不尽相同，能够明确的是：（1）袈裟（三衣）、僧祇支及裙平展开后均为一块长方形的大布。（2）僧祇支的衣量要小于袈裟。（3）就袈裟而言，《五分律》、《四方律》、《十诵律》认为对同一着装者来说，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的衣量是依次减小的，而《摩诃僧祇律》、《根有部律》则认为对同一着装者三衣的衣量是相同的。

F、对“褒衣博带式”佛衣右领襟敷搭方式的认识

茂汶佛像袈裟右领襟末端均敷搭于左前臂，这就是“褒衣博带式”佛衣典型外观特征之一，小杉一雄也认为这是汉地自创的袈裟披着方式。对这一披着方式可作两点补充认识：

其一，以现有造像实物看，将袈裟右领襟末端敷搭至左前臂的穿法，最早并非出自“褒衣博带式”佛衣，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主尊无量寿坐佛，着“半披式”佛衣，虽然袈裟右领襟运行轨迹与茂汶造像不尽相同，但右领襟末端也是敷搭于左前臂，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联。

其二，将右领襟末端敷搭于左前臂的做法，属律典所忌讳的“象鼻相”着衣。导致汉地出现袈裟这一披着方式的原因，可能与汉地丝绸面料融入袈裟用材有关，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符合律典的披着方式是将右领末端的袈裟右上角敷搭于左肩，不可垂挂于左臂呈现“象鼻相”。

G、关于裳悬座

茂汶弥勒坐佛下垂衣襞满覆坛基正立面的现象，经由小杉一雄形象地将其称为“裳悬座”，在日本学界广泛得到应用。中国学者对此称法并不统一。

现存“裳悬座”最早实例应是茂汶这尊弥勒佛。印度及中国十六国前后河西、陇右地区的佛像均未出现衣襞满覆坛基的现象，并且在“褒衣博带式”佛衣出现以后，“裳悬座”也主要被用于对“褒衣博带式”坐佛的表现，因此“裳悬座”的产生当与南方“褒衣博带式”佛像的出现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