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兴起及传播

发布时间：2019-09-02 10:09

有关“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兴起成因的认识

  历经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佛教造像风格在汉地南北方的流行之后，南北朝晚期，南北方佛像整体上发生了向体态丰厚饱满的“面短而艳”风格的转变，但在佛衣披着方式上存在地域间的差异，即青州、建康、成都、麦积山及莫高窟一线的“南式佛装造像带”上佛衣主体呈现为“褒衣博带演化式”，而在东魏、北齐辖地，佛衣主要为“敷搭双肩下垂式”。

  针对北朝晚期在东魏、北齐境内佛像所发生的这次集中突发性的风格转变，梁思成阐述道“”与北魏相较，则北魏上小下大，肩窄头小。北齐则上大下小，其律韵迟钝，手足笨重。轮廓无曲线，上下直垂。二者相去极远，而时间则仅距数十年，其变至骤，殆非逐渐蜕变，乃因新影响输入而使然也。考滤到伴随佛像形体发生变化的同时，佛衣披着方式也出现了地域风格鲜明的变化，东魏、北齐在接收外来影响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本土化变革。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兴起与法上服饰改革

发生在东魏、北齐佛像上的变化，确有可能是因为“新影响输入而使然”，但来自东魏、北齐内部与佛教相关的变革力量，则可能是导致同期佛像风格改变的根本动因。

陈寅恪认为北齐在政治上推行反对汉化的政策，倡导“鲜卑化”和“西胡化”，高欢家族是东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这种与汉文化习俗渐行渐远的政策实际在东魏已实施，其结果表现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鲜卑化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却十分推崇西域文明。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汉民族特征极其鲜明的“褒衣博带式”佛像确难有继续存在的条件，造像风格发生改变势所必然。同期由东魏沙门领袖法上发起的沙门服饰变革，应是东魏“去汉化”政策在宗教界的反响。

据《续高僧传》卷8《法上传》载，法上“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德可轨人，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衣服率素纳补为宗，五条祇支由来以布……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如于此。……故帝（文宣帝）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又遵重戒禁”。

这一记载显示，法上在东魏被高澄招入任统师之初，东魏境内僧俗仪服通混，无甚区别。法上“一知纲统，制样别行”，遂改变这一局面，而使僧俗着衣有别。

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着“褒衣博带式”佛衣的货像风行汉地南北近半个世纪，这是外来佛像汉化的最显著特征。这种发生在佛像中的世俗化变革，在当时僧人服饰中亦有所体现，因此才有东魏境内“仪服通混”的局面。佛教仪轨被极度地世俗化，则抹去了佛教与世俗的差别，法上使“道俗两异”实是对佛教仪轨极度世俗化的反拨，客观上也削弱了佛教造像的汉化特征。

《续高僧传》载，法上终年86岁，逝于北周大象二年（580）。据此，他40岁游化怀州等地应是东魏建国元年，即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另据正史记载，高澄被任命为统师并进行沙门服饰改革，应发生在540至549年间，即法上46至55岁之间。

现存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较早实例分别是约建于北魏普泰元年（531）的龙门普泰洞北壁大龛坐佛和上海博物馆藏梁大同七年（541）张兴遵造像，两身佛像的建造年代早于或接近法上的变革。据此来看，东魏、北齐“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兴起更似对这款佛衣的振兴，而非创造。

东魏开始涌现“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是以东魏武定二年（544）山东四门塔西面坐佛及武定四年（546）河南安阳大留圣三佛为代表，同期法上已开始沙门服饰改革，之后北齐所造佛像多延续这一样式。由部分此类佛像胸部系带看来同，之前“褒衣博带式”佛衣的影响仍未彻底消除。基本可以明确的是，与法上对沙门服饰变革相呼应，佛像作“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得到了推广。

此外，由现代汉地沙门袈裟披着方式来看，能感受到来自“敷搭双肩下垂式”着衣方式的深刻影响。现当代受过五戒者，在礼佛、诵经时，可在大袍（又称“海青”）外以钩钮的方式右袒披着一件袈裟，其外观与“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极为相似，只是前者在外层袈裟之下着有领有袖的成衣大袍，后者内层为方服袈裟。

曹仲达与东魏、北齐造像风格

  曹仲达的生卒，学界观点不一，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出现与曹仲达关系不大。

  文献记载显示，曹仲达佛像制作造诣主要反映在做工精良、长于外国佛像，并以“曹衣出水”的风格对后世造像产生影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佛像，官至朝散大夫。僧悰云：‘曹师于袁（袁昂），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描述了曹仲达的风格：“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有关曹仲达的师承，《历代名画记》载：“曹仲达师于袁”，“袁昂师于谢（赫）、张（僧繇）、郑（法士）”。该书还记载，萧齐年间周昙研师法塞北勒，并授于曹仲达。关于袁昂，《历代名画记》载：“仕齐，为秘监黄门侍郎，幼以孝称，颇善画，人梁，官至中书监。”

  以上有关曹仲达的记载显示，曹仲达的直接师承为南朝齐梁年间画家周昙研和袁昂，并间接得法于张僧繇，其艺术风格与南朝特别是张僧繇的渊源，在东魏、北齐佛像体貌与南朝张僧繇所创“面短而艳”画格的相似性上得到了体现。

  实际上“薄衣贴体”在贵霜秣菟罗及笈多萨尔那特佛像中均中体现，并对中国佛像施予影响，只是曹仲达将这一影响在北齐推向了高潮，使曹家样成为继戴逵之后中国佛教造像最具影响的四大楷模之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溴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肸蚃，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

  金维诺先生认为，“实际上这种’其体稠叠、衣服紧窄’的西域样式，早在4世纪前就沿着丝绸之路逐渐步在向内地传播，这从传世的犍陀罗石佛、克什米尔出土的石佛、图木舒克出土木雕立佛、吐鲁番出土泥塑立佛以及炳灵寺第169窟的泥塑立佛，可以看到在此之前已经在不断受到这种样式的影响。但是，这种样式在各个时期都受到地方的、民族的因素的改造，且在中原地区还未形成为塑造的主流。且不一定都有‘出水’的感觉，而到北齐衣薄贴体，如出自水中的感觉才明显，始形成为具有影响的时代样式，而成为佛教造像的四大楷模之一”。

  以现 有东魏、北齐时期政治中心附近的石窟寺佛像造型来看，除体态趋于丰厚饱满、衣薄贴体等印度化特征外，佛多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而“右袒式”和“通肩式”这两种源自印度的佛衣样式并未占据主流，可见东魏、北齐在推动“西胡化”的同时，仍在国求保持自身宗教文化的独特面貌。这一点与同期南朝出现将“褒衣博带式”佛衣改造成类似天竺通肩衣的“褒衣博带演化式”有相似性。“本土化”和“西胡化”是东魏、北齐佛像风格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推导者当与法上、曹仲达关系密切。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南北方的传播

以现有实物资料来看，“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6世纪中期在东魏、北齐政治中心区域兴起后，迅速播及至更广泛的地区，虽然影响所及、产生的效应远不及中心区域，却仍能看出“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的强大渗透力。6世纪中晚期，在山东青州地区、长江流域、陕甘地区及川北均能见到其踪迹。7世纪前后，此样式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南朝佛像中并不多见，现有实物资料显示此佛衣样式对南朝佛像衣着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青州地区虽为东魏、北齐所辖，但此地佛像在南北朝时期的风格却更近于以成都为代表的南朝佛像，6世纪中后期佛像衣着也以“褒衣博带演化式”居多。“敷搭双肩下垂式”佛像亦不多见，可以例举的如青州博物馆藏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东魏时期坐佛。

西魏、北周辖内的“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陕西地区及甘肃麦积山、莫高窟及广元石窟佛像中均有体现，如西安市文管会藏北周白玉石佛三尊像,主尊衣着为“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的融合样式。麦积山如北周第62窟正壁主尊衣着，也呈“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的融合样式。

在莫高窟，“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较早见于西魏285窟北壁上层八身坐佛中的西面第1尊及东面第2尊。通过壁画的彩色示意，可以清楚地看到佛上身内着僧祇支，外着两层袈裟，分别是赤、黑色，内层袈裟系带，外层袈裟右角敷搭于佛的左前臂。“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莫高窟北朝晚期的佛像中并不多见，此样式在莫高窟佛像中开始兴起是在北朝之后。

广元皇泽寺西魏佛像亦出现有“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的融合样式，如广元皇泽寺西魏第45号中心柱窟三壁主尊及第37号龛主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