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时期犍陀罗佛衣

发布时间：2019-09-02 10:11

贵霜时期犍陀罗佛衣

犍陀罗地处古印度西北边埵，主要疆土约相当今巴基斯坦西北地区，实际疆域北至斯瓦特河，西至阿富汗喀布尔河上游，东南边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呾叉始罗（即今塔克沙希拉）地区。在佛像出现以前，犍陀罗艺术已受到来自古代波斯、希腊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犍陀罗统治更替概略表

时间

犍陀罗统治更替概略表

前6至前5世纪

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

约前327至前321年

希腊亚历山大卫戍部队

约前321至前190年

印度孔雀王朝

约前190至前85年

巴克特里亚（中国称大夏）的希腊人

约前85年至前25年

中亚塞种人

约前25至60年

伊朗帕提亚人

60至230年

贵霜王朝（中国称月氏，其中一支所建立的王朝）

230至390年

波斯萨珊王朝

390至460年

寄多罗贵霜

460至520年

白匈奴（中国称哒擫哒

犍陀罗的佛像出土地主要位于白沙瓦及呾叉始罗附近。马歇尔在其《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将犍 陀罗佛教艺术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阶段（公元 1 世纪末至 140 年）和晚期阶段（140-230年），其时间 基本涵盖了犍陀罗被贵霜王朝占领的时间。

在早期阶段，佛教艺术形式主要为佛传故事， 佛像在图中位置并不突出，而在早期阶段的 较后时间出现了单体佛像。马歇尔认为此类造像“正是从那些早期雕刻中的佛陀像中演化而来的，其间的联系是毫无疑问的”。高田修对此也有相似的观点：“在犍陀罗初期，佛像主要是以佛传图登场的，单独佛陀的形象根本不可能看到，但随着佛传 图 的 普 及 ，其 主 角 佛陀，逐渐比其他诸多人物增大起来，即由自然的描写到高大，直至占据构图的中心，进而发展到单独佛像为崇拜对象。”在犍陀罗晚期阶段，马竭尔认为，佛依然以佛传故事或单体造像的形式来表现，其中佛陀形象发生了新的变化。

马竭尔的分期，依据的是风格、材料及制作工艺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其中不只针对佛像。就佛像特征而言，他认为早期阶段的佛像，双目圆睁，作束发肉髻，并蓄小髭。 晚期阶段佛像多双目微睁，不蓄小髭，并出现螺发其间束发肉其间束发肉髻同时存在。除上述可比因素外，马歇尔还认为佛像总体风格上也存在着不同，早期阶段“是具有着追求简朴和谐形式天性雕刻家的作品”，而晚期作品“则显得紧张，雕琢得富于自我表现意识”，通过对他例举图像的比对，可以发现早期作品相对写实，表现自然，而晚期作品则较规整，富有程式感。由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复杂性，这一认识尚不能作为断代的绝对标准，却精确地把握了犍陀罗佛像主要的风格进程。

犍陀罗佛像衣着的特征认识可归为以下几点：

在佛衣的披着方式上，佛着“通肩式”袈裟，这是犍陀罗佛像最为多见的样式，也是犍陀罗地区早期以佛传浮雕为主体的释迦佛近乎唯一的着衣样式。在犍陀罗晚期的佛传故事浮雕及单体佛像中，袈裟披着仍以“通肩式”居多，但出现了“右袒式”，并且出现了看似由通肩变异的披着方式。

b、在佛衣的组合方面，犍陀罗地区佛像衣着多由裙、僧祇支和袈裟三种服饰组合而成。

c、佛像衣着风格方面，呈现为由早期的厚重写实，向晚期的衣薄贴体及富于程式化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更多地受到来自秣菟罗地区佛像风格的影响。

具体认识可以通过该地佛传浮雕、单体佛像、迦腻色伽时期金币上的佛陀像及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的佛像来获得。

现藏白沙瓦博物馆的佛传浮雕《祇园布施》，马歇尔认为是出自犍陀罗雕刻家之手的最早表现佛陀的作品，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中期或稍迟一点。图中左二和左一位置分别是释迦佛和弟子，释迦头部有光环，右侧四人为布施者。释迦和弟子上身均着“通肩式”袈裟，左手握有衣角，下身着裙。图中释迦佛形象和其他人并无太多区别，由于佛陀头部肉髻已毁，唯有从其头光辨识身份。

现藏斯瓦特博物馆的《佛说法图》浮雕，应是犍陀罗2世纪上半叶的作品，佛在人群中的体量已较之前增大，佛作高肉髻，袈裟也较之前贴体。由佛右手撩起的下方，可以看出在袈裟之下还有一件较为短小的衣服，经由前文律典中对三衣及僧祇支的观点是合理的。由此，此像衣着组合就有僧祇支、裙和袈裟。在犍陀罗地区佛着“通肩式”袈裟，同时显示上身内着僧祇支和下身着裙的佛像，不限于浮雕，在单体造像中也极为常见，如藏于拉合尔博物馆约2世纪中期佛立像、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佛立像及藏于拉合尔博物馆2世纪中叶至3世纪佛立像。犍陀罗地区出现的立佛着“通肩式”袈裟，身材体右侧显示内着有僧祇支的这一特征，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一带阿富汗的佛像中亦有延续，如现藏于集美博物馆约3世纪《舍卫城神变》佛立像、藏于喀布尔博物馆3至4世纪《燃灯佛授记》佛立像，以及约造于6世纪前后的巴米扬东、西大佛等。

此外，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的立佛，其身体右侧在僧祇支与裙之间，还延伸出一段带状物，这一现象在犍陀罗佛像中较为少见，其带状物属性若解释为裙带似较合理。依据前文律典中对沙门着裙系带的认识，裙带系结应位于身体右侧，这与该像右侧垂带相合。佛着僧祇支，在犍陀罗地区晚期浮雕、单体塑像中的袈裟作“右袒式”的佛像亦有体现，这类“右袒式”佛像多以坐佛形式表现，其中浮雕如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约2世纪中叶至3世纪上半叶的《舍卫城现大神变》佛像，同期单体佛像如藏于白沙瓦博物馆佛坐像、藏于拉合尔博物馆坐像等，图中可以看出，坐佛上身在右袒披着的袈裟之下，还有右袒披着的僧祇支。在犍陀罗地区，佛所披袈裟无论着“通肩式”或“右袒式”，在上身内层均着有僧祇支。

犍陀罗晚期佛像中，有一种坐佛的佛衣组合值得关注，如大英博物馆藏坐佛，佛外着“通肩式”袈裟，下身内着裙，在袈裟与裙之间还有着一层衣物，该衣若为上身披着，其衣量近乎与最外层袈裟相当，显然不似之前立佛身体右侧显示的僧祇支。斯瓦特布特格拉出土的约犍陀罗晚期坐佛，显示此佛身上着两层衣量相当的袈裟，这可以从佛右手撩起的袈裟层数看出。与之相似的佛衣组合，在笈多时期萨尔那特佛像中亦可见到。

在犍陀罗地区，可以明确为迦腻色伽时期及稍后时期的佛像，有多枚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或私人收藏印有迦腻色伽字母标识的金币上的佛陀和藏于白沙瓦博物馆迦腻色伽舍利函顶盖上的佛像，其中迦腻色伽金币佛像上身着“通肩式”袈裟，下身着裙，左手握衣角，右手施无畏印，佛内髻高耸，身后饰头光和身光，右侧印希腊字母铭文：Boddo,意为佛陀。由该佛袈裟贴体的表现方式来看，应受到秣菟罗造像风格的影响。

迦腻色伽舍利函出土于白沙瓦桑杰金德里（Shah-ji-Kidheri)迦腻色伽大塔。由于该函并非出自塔的中心，而是在侧面发现，因此有观点认为此物可能是在迦腻色伽二世或三世时制作后补入塔中的。至少可以认为是犍陀罗晚期作品，函盖上为一佛二胁侍组合。这身佛像，对解释中国汉魏时期佛像造型特征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往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该佛的一系列特征，包括肉髻、姿态及佛衣折皱的表现等，可视为四川汉魏时期此类造像的原型。

佛呈结跏趺坐，着“通肩式”袈裟，左手握衣角，衣角由拳心下口入，再由拳心上口出，右手施无畏印，作束发肉髻。从这身像的衣着，可以看出来自秣菟罗和犍陀罗造像的共同影响。

a、佛作束发肉髻为犍陀罗佛像特征。佛着通肩衣，且佛衣较厚，不见迦腻色伽时期秣菟罗造像，而多见于犍陀罗地区。佛衣衣纹作阴刻线，较早见于贵霜秣菟罗佛像。该像衣纹为对称式阴刻线，且袈裟较厚，这一特征与迦腻色伽以后的贵霜秣菟罗佛衣非常相似，可见这尊造像已是两地风格的综合体现，应代表了迦腻色伽之后的贵霜王朝对佛像造像因素的理解。

b、该像衣纹中对称的弧形阴刻线表现值得关注，对称的弧形衣纹在2世纪初以前的犍陀罗和秣菟罗佛像中，均不易见到。这一形式似乎就是伽腻色伽执政时期（78-120）或之后不久被创造出来的，并随即在犍陀罗和秣菟罗佛像中得到表现。但该衣纹与束发髻同时用于佛像表现，在古印度似仅见于犍陀罗佛像。

c、迦腻色伽金币以及舍利函盖上的佛像皆作通肩衣，可见迦腻色伽及其继任者，对“通肩式”袈裟的推崇。而迦腻色伽舍利函盖上的坐佛，其衣纹样式的新变化，似暗示了迦腻色伽本人或其继任者对佛衣细节表现有过一次改造，并将其以应用于国王的舍利函上这种隆重的方式加以推广。

贵霜统治者本非印度人，而是位于犍陀罗北部的月氏人，地缘关系与犍陀罗更近。迦腻色伽统治印度时期，竭力推崇佛教、编注三藏，举行了第四次结集。也就是自他统治之后，佛教学说和文化开始大量传入我国。以迦腻色伽在佛教界特殊的影响力，结合该像佛衣与秣菟罗佛衣所呈现的样式及雕刻手法的相似来看，有理由认为秣菟罗佛像在其后盛行的佛衣样式，当与迦腻色伽及其继任者的倡导存在关联。中国南方汉魏时期出土的佛像特征，也多与迦腻色伽舍利容器上的这身佛像相同，此类型的佛像，应是伴随佛教的推广而来到中国南方的。

犍陀罗地区着“通肩式”袈裟的坐佛，与迦腻色伽舍利函盖坐佛较为相似的还有许多，但在裳悬垂覆及衣皱的表现上与舍利函盖坐佛仍有不同，如藏于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浮雕《降魔变》《说法图》，及藏于呾叉始罗博物馆约2至3世纪的《佛陀与金刚及七信女》等。

此外，犍陀罗地区着“通肩式”袈裟的坐佛，特别是在晚期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双手作禅定印的佛像，如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约2至3世纪坐佛，可以清晰地看到该佛佛衣右上角搭于左肩。

释迦牟尼生前为沙门着衣所定的规制，诸如袈裟需通肩披着或右袒披着，袈裟右角置于左肩，左手需握袈裟左下角和右下角，着衣不得令肘现及僧祇支和裙的应用等，均在数百年后贵霜犍陀罗佛像衣着中得到体现，佛像衣着与沙门衣着的传脉是清晰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贵霜时期犍陀罗佛像中，仍有少数佛像衣着未严格遵循律典规制，虽然这类佛像在犍陀罗地区并不多见，鉴于其与希腊基督像及中国甘肃地区北魏佛像存在的造型上的关联，有必要予以关注。

现藏于拉合尔中央博物馆约2世纪的佛立像，该佛袈裟披着与标准“通肩式”的区别在于，其右手并未从袈裟下缘伸出而是从颈部上缘伸出，前文在讲到“三衣的披着方式”时，义净西行所见“通肩式”的标准披着方式中，有一条为“双手下出”，即披着者双手需从袈裟下缘伸出，这在犍陀罗地区贵霜时期佛像中也多有体现，所以拉合尔博物馆藏的这身立佛衣着，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通肩式”，或可视为“通肩式”的变异，福色尔在希腊基督像上为该佛的着衣方式找到了原形，这也成为福色尔认为的犍陀罗佛教造像中佛和比丘服饰来自希腊式观点的依据。

佛像服饰是否源自希腊需另当别论，但犍陀罗部分佛像的披衣方式受到希腊式着衣方式的影响是明显的，并且这种影响进一步由犍陀罗波及到了中国河西地区，在甘肃酒泉文殊山千佛洞被认为是北魏时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这种与犍陀相似的佛衣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