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末以后的“半披式”佛衣

发布时间：2019-09-02 10:12

6世纪末以后的“半披式”佛衣

   6世纪末以后，“半披式”佛衣的发展大体呈现两种发展路线：其一，“半披式”与其他佛衣样式叠加披着或融合的情况中，仅有“半批式”融入“敷搭双肩下垂式”这一种样式得到较多的表现，唐以后此样式也趋于式微。其二，延续独立的“半披式”着衣模式，且影响力逐渐增强，在中国新疆、西藏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佛像中，均能看到此佛衣样式的影响，并在明清两代，成为几乎唯一得以保存的汉式佛像袈裟披着样式。

一、隋唐年间“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的整合样式

“半披式”融入“敷搭双肩下垂式”这一佛衣样式，在6世纪末以后的实物资料主要见于龙门、天龙山、莫高窟及四川地区隋唐时期石窟寺佛像。龙门石窟如宾阳南洞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思顺坊造弥勒像龛主尊及初唐贞观末至显庆年间开凿的潜溪寺洞正壁主尊。天龙山石窟如隋第8窟西壁主尊、同窟中心柱南壁主尊、初唐第9窟上层弥勒佛像、初唐第17窟北壁及西壁主尊。

  莫高窟同类佛衣样式多见于隋窟佛像，如莫高窟第292窟中心柱南向主尊及中心柱西向主尊坐佛，隋第416窟西壁主尊，隋第420窟主室西壁主尊，及隋第427窟中心柱北、南、西向主尊等。值得注意的是，此佛衣样式在莫高窟佛像中的出现，集中见于隋代造像，至唐代，莫高窟中“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融合的样式即趋于消失，并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应用于佛像表现。

  前文已术，四川广元地区西魏时期的佛像，已出现有“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相合的像例。唐代广元及安岳石窟造像中，此佛衣样式仍持续不衰，如广元千佛崖第11号神龙窟主尊弥勒坐佛、盛唐第32号苏频窟主尊、安岳盛唐卧佛院第3号窟释迦坐佛、安岳千佛寨盛唐第96号药师经变窟主尊、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唐代释迦坐像等。四川地区此类佛衣样式在盛唐以后较为少见。

  以现有实物资料来看，隋唐时期“半披式”与“敷搭双肩下垂式”的融合样式，在北方中原、河西及川地的持续时间不尽相同，北方中原地区主要见于初唐时期佛像，河西地区主要见于隋代佛像，川地则持续至盛唐。盛唐以后此类佛衣样式在汉地石窟寺佛像衣着中的应用趋于衰落，但在民间流行的单体佛像仍延续了很长时间，如日本私人收藏明代立佛、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明正德十五年（1520)王雷造坐佛，其中王雷造像佛之左肩垂覆袈裟，是“半披式”佛衣在明代发生的异化现象。

二、隋唐年间的“半披式”佛衣

  佛像衣着独立的“半披式”样式在隋唐时期佛像应用中，较之5世纪末至6世纪末的沉寂态势，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北方中原、河西及四川地区的石窟寺佛像及一些单体佛像中多有出现，如天龙山初唐第18窟东壁主尊、第21窟北壁主尊、东壁主尊，莫高窟如盛唐第46窟正壁主尊、第458窟正壁主尊、晚唐第30窟正壁主尊，以及四川巴中西龛隋代第18号主尊等。

  单体“半披式”佛像尚有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初唐至盛唐坐佛、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长安四年（704）姚元景造弥勒坐佛，及日本文化厅藏唐开元十二年（724）杨思勖造弥勒坐佛等。

三、唐以后的“半披式”佛衣

   唐以后佛像中的汉式佛衣样式，主要以“敷搭双肩下垂式”与“半披式”为主，至明代“半披式”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汉式佛衣样式，与“右袒式”同为当时主流佛衣样式，这一现状一直持续至清代。

  值得注意的是唐以后“半披式”佛像在佛衣组合及袈裟披着方式上发生的新变化，佛衣组合方面，唐以后的“半披式”佛像，少有对僧祇支的表现，僧祇支在唐以后似已显示出退出佛衣样式表现体系的迹象。

  依据前文对僧祇支在汉地沙门服饰中的发展演变及其在佛像服饰中的应用的分析来看，僧祇支在这两个系脉中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沙门所着僧祇支在曹魏时期已发生了向偏衫的转变，并在唐怀海禅师所处的盛唐、中唐之际或更晚的时期，偏衫又发生了向直裰的演变。而在佛像衣着中，对僧祇支的表现总体上仍显出持续的稳定性，从炳灵寺第169窟西秦遗存，直至唐代佛像，僧祇支始终以右袒的方式出现在佛像衣着的最里层。

  唐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僧衹支在佛像衣着中缺失尚不清楚，但这确使得释门弟子服饰种类在佛像衣着上组成中的份额减少。前文已述，释迦佛为自己定立的法服只有三衣，至于僧祇支和裙本是释迦听许弟子置办的服饰，后被用于佛像表现。唐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佛衣组成，主要显示为袈裟和裙，仅就“半披式”佛像来看，多为上身着一层袈裟，下身着裙，裙的上边通常得到表现。

  袈裟披着方式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明清“半披式”佛衣对袈裟右上角敷搭左肩的具体处理发生了新的变化，或可视为“半披式”的异化样式，传统的“半披式”在明代仍在延续，至清代多为异化样式所取代。

  明代沿袭传统旧制一脉的“半披式”佛衣，在佛像中仍得到较多的应用，如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明代立佛、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明代坐佛，这类佛像的“半披式”佛衣，袈裟右上角多垂于左肩之后，此与云冈一期以来“半披式”佛衣对袈裟右上角的处理方式相同。

  明清“半披式”佛衣的异化样式呈现为两种：其一，袈裟右上角敷搭左肩，部分袈裟前垂，如明景泰元年（1450）药师坐佛、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药师坐佛、清乾隆年间（1736-1795）造三世图，这种对敷搭佛之左肩袈裟的处理方式，使“半披式”佛衣更趋程式化，以致失去了对袈裟应有尺度的恪守。袈裟的宽度在塑像中被缩短，仅相当于后臂之宽，相比之下，传统“半披式”佛衣对袈裟衣量的表现较为接近律典规制。这种度程式化的着衣方式，使得佛像左右肩袈裟披着呈现出平衡感，与国人注重对称、均衡的审美特点相契合。

  另一种“半披式”佛衣的异化样式主要反映为在佛之左肩镇压有一束布状物，如早年清宫藏约14世纪西藏药师佛、15世纪西藏贤德佛像，两像均着创自汉地的“半披式”。同时对袈裟右上角的处理方式及左肩前垂一束布状物的特征，在前文所术藏传“右袒式”佛像中也有出现，这是一种集汉藏两种风格于一体的新型袈裟披着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