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佛教造像-崇圣寺、剑川石窟

发布时间：2019-06-24 17:26

南诏国佛教造像

      南诏又名蒙舍诏，原为南大理附近六诏之一，“诏”即夷语“王”，六诏分布于洱海地区的六个部落政权，分别是蒙舍诏、蒙嶲诏、越析诏、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其中蒙舍诏因地处诸诏之南，故名南诏。
      7世纪至9世纪，约略与唐王朝相当的时间里，南诏国得以建立，在开国君主细奴罗（649—674在位）的率领下，势力趋于壮大，唐中央政权为达成制衡吐蕃的目的，对南诏政权给以扶持，南诏势力迅速壮大，第四代君主皮逻阁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统一六诏。政治中心在今大理地区，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国势达到鼎盛。这个集乌蛮、白蛮为一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向北扩张至大渡河以南，西北毗邻吐蕃，东至贵州遵义及广西西部，南至越南、泰国及缅甸北部，边疆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选择依靠吐蕃对抗唐兵，遂成为唐朝的又一边患。“天宝战争”后，南诏摆脱了唐朝羁绊，巩固了其政权地位。
      有关南诏佛教的状况，正史记载甚少，《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均对南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有较详细的记录，唯佛教涉及甚少。
南诏信奉的佛教又称阿吒力教，或称滇密，为南诏佛教的主要形式，这是将印度佛教与云南本土巫教融合的地方佛教。阿吒力可解释为规制仪范传授师。《云南图经志》：“僧有二种，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屋者曰阿吒力。”《康熙大理府志》：“阿吒力，其业头陀而有家室。”可知阿吒力为在家修行僧人，并可娶妻生子。有学者认为南诏大理时代的阿吒力教，还处于杂密的法术信仰阶段，重视灌顶、息灾、祈福、度王等功利性的实践方式，尚未发展成为理论体系完备的纯密。
早在贞观年间，天竺密教已渗入云南,《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载：“唐贞观乙丑年（629），观音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五一始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 译咒翻经。”这里的观音应是云南阿吒力教的创始人。
       至南诏第三代君主盛罗皮时期（？—728），密教已在南诏民间开始流行，《龙关赵氏族谱叙文》：“蒙盛罗时，天竺人摩伽陀阐瑜伽教，传大理阿左梨辈，而赵氏与焉。”   《万历云南通志》：“摩伽陀，天竺人，蒙氏时卓锡于腾冲长洞山，阐瑜伽教，演秘密法，祈祷必应，至今云南土僧名阿吒力者，皆服其教。”
       与此同时，在8世纪初，唐朝佛教开始播及、影响南诏，元李京《云南志略》：“开元二年（714），南诏遣其相张建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现存大理市太和村的南诏《德化碑》，讲述在南诏第五代君主阁罗凤时期（748—779在位）开三教，宾四门。三教即儒、道、佛。该碑约落成于唐大历元年（766），记载了南诏王阁罗凤与唐军于天宝十三年（754）发生“天宝战争”的起因、战事过程，并明示与唐有修好之意。所录内容详实可靠。阁罗凤时期或8世纪前半叶佛教已明确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推广。
       这以后在南诏佛教较可信的记载有《蛮书》卷十，咸通四年（863）：“正月初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舆扶归营幕。”此为作者樊绰所见，当属实。《新唐书.南诏传》：“乾符二年（875）已末，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拜谒且迎。”《太平广记》：“乾符二年，韦陀将军童真告宣律师曰：西耳河火袤百里，广三十里，中有洲岛。古寺经像尚存，无僧住持，时间钟声，百里殷实，每三年供养古塔。其如戒坛二重，塔上有覆釜。彼士人见塔每放光明，即以素食祭之，求福炸世。”几则记载显示，在9世纪中期，南诏佛教已广为流行，经、像、寺、僧俱全。值得注意的是《蛮书》中描述在两军阵前作法的胡僧，应为南诏军中卜吉凶的阿吒力教僧人。天宝战争中，南诏军得到以多得阁皮为首的阿吒力僧人协助，念咒行法，激励士气。这也符合阿吒力行教诡秘，甚至怪诞的特点。
       南诏佛教造像，据明杨慎《南诏野史》录，劝龙晟（809—816在位）以金3000两，铸佛三身，劝丰祐（823—859在位）时，大理崇圣寺有佛像多达11400身。至五代初的安国七年（909）郑买嗣（903—910在位）造佛一万尊，野史所记是否为实数，不得而知，却可以看出9世纪初至10世纪初南诏造像的兴盛。今大理剑川、安宁、永昌等地仍保存部分南诏佛教遗迹。较为著名的大理崇圣寺雨铜观音、剑川石宝山石刻。流失海外的《南诏图传》也是现存唯一代表南诏佛教绘画水平的珍品。
 
 

自在观音

（一） 崇圣寺雨铜观音

 
  今大理寺崇圣寺是南诏国都城苴芋城的著名佛寺，明《南诏野史》丰祐录：“开成元年（836），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自保和十年（833）至天启元年（约840）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据南诏圣治六年（894）写经《护国司南抄》卷首序文中“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密宗教主赐紫沙门玄鉴”，可知该寺为密教王家寺院。
   崇圣寺毁于清末，佛寺最为著名的是其供奉的铸像雨铜观音，高约8米。《南诏野史》：“光化庚申三年（900）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中对观音像的尺寸，铸造者给予了说明，这身大像的建造，经由四川地区而来，可以看出，南诏和四川保持着佛教交流。“雨铜”缘由有多种，胡蔚注曰：“一说，唐天宝间（742—755），崇圣寺有僧募丈六观音像未就，夜忽雨且视之，铜也，即取以铸像像成，白光弥覆凡三日夜，至今人称为雨铜观音。”《滇释记》：“禅陀子……随李贤者建崇圣寺，欲造大士像，师于城野募铜斤，随获随见沟井便投其中。后忽夜骤雨，旦起视之，遍寺皆流铜屑，遂用鼓立像，高二十四尺，像成。余铜铸小象一千尊。像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时像放光，弥覆三日夜，至今春夏之际每现光云，世传雨铜观音也。”天雨化铜，属讹传，而细腰跣足却与密宗造像特征相合。观音在南诏被视为开国神袛，为最常见的佛教造像题材。这尊造像在清代复经修补，在文革期间被毁。
 
 
（二） 剑川南诏佛教石窟造像

 
  剑川石窟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约30公里的石宝山，包括沙登箐、石钟寺、狮子关三处石窟群，共计16窟，造像139躯，多为南诏、大理国时期遗物。其中明确为南诏时期佛教石窟，仅有沙登箐第1窟。
  沙登箐石窟现存窟龛5个，第1窟内正壁分上下两层开龛，上层为浅浮雕5龛，下层有深龛4个，在下层一龛内雕有两身坐佛，均作螺发，右像弥勒倚坐（图122），左手扶膝，右手上举施说法印，双足各踏一莲苑，着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外披半披式袈裟，衣襞覆坛，且外展下垂。左像阿弥陀佛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仰莲坛基下方刻有造像铭文：“沙追附尚邑三晱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家、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850）七月二十五日题记。”这也是剑川石窟唯一南诏纪年像龛。造像风格与同期四川地区石窟造像较为相似。剑川地区归属南诏管辖，是在唐贞元十年（794）唐军与南诏协力击溃吐蕃之后，南诏纪年窟开造的上限应在贞元十年以后。
  纪年龛右侧龛内雕坐佛一尊，螺发，结跏趺坐，着半披式袈裟，左手掌心向上平置足上，右手下垂施降魔印，坐于仰莲座上，造像风格与左侧双佛相似。纪年龛左侧龛内雕坐佛一尊，为倚坐弥勒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肘部残，似作扶膝状，右手上举施说法印。衣襞覆坛，且外展，双足各踏一仰莲。
  该龛左侧凿一小龛，内调观音菩萨立像一身，为高宝冠，宝缯垂肩，披帛敷于两肩，交于腹部，再绕于双肘部，呈外展下垂至身体两侧。下身着长裙，菩萨体态未作刻意表现，为披帛、长裙所掩。与唐代菩萨的“S”形身躯及崇圣寺雨铜观音的“细腰跣足”风格不同，而更接近云南巍山出土的爨氏时代菩萨立像。衣襞外展是汉地南北朝时期佛衣及菩萨装的造型特征，至唐代，外展衣饰在北方及川地均趋于内敛，该窟有两尊佛像及一尊菩萨像衣襞外展，或可视为爨氏时期造像风格的延续。此外，沙登箐区的毗沙门天王及大黑天神也应是南诏遗迹，风格与唐天王相似。

如意观音
 
（三） 安宁王仁求墓碑石刻

 
      王仁求墓位于安宁市鸣矣河葱蒙卧山上，墓主为爨时末至南诏初人，官至唐河东州刺史，其墓碑高281厘米，宽150厘米，底部最厚处达250厘米，该碑立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碑首刻有两条唐碑常见的长脚虬龙，碑座刻赑屃，碑额凿一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这也是一件纪年明确的南诏佛教遗迹。
      陵墓前原有石雕狻猊一对，出土时毁坏一件。相传狻猊为滇藏地区猛犬“獒”，其身大如骡，当地人用其抵御强暴，在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王像座前及《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中均有其形象。
 
 
（四）南诏图传
 
     《南诏图传》现藏日本京都友邻馆，长卷由绘画和文字两部分组成，画卷末款识为：“巍山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图书。圣教初入邦国之原，谨书图样，并载所闻具列如左，臣王奉宗等谨奉。中兴二年三月十四日，信博士内常士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券赞卫理昌忍爽王奉宗等谨。”
       题记显示该长卷绘画依据“巍山起因”、“铁柱”、“西洱河”、“国史”四部分绘制而成，主要表现了南诏初期细奴罗父子于巍山，受到梵僧观音七度点化而信奉佛教的传说，及大将军张乐进求率各部落首领九人共祭铁柱两个主题。图中出现观音菩萨立像三身，均头戴高宝冠，冠中饰化佛，宝缯垂肩，细腰跣足立于仰莲坛基之上，左手于腹前下垂，右手上举施说法印，上身裸，饰项圈、臂钏、手镯，下身着紧身长裙，披帛饰于腰部，于身体两侧下垂。观音菩萨绘于中兴二年，即公元899年，已是南诏晚期。可以看出，最迟南诏在9、10世纪之交，即南诏末，菩萨造像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与9世纪中期菩萨风格相去甚远。该像较沙登箐第1窟中下层龛中的观音立像，风格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描绘时间与崇圣寺“雨铜观音”的公元900年只差一年，且也是“细腰跣足”，两身观音造像风格应相差不大。
      长卷文字部分有舜化贞帛帝敕文：“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立，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因此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妖扎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然而朕以童幼，未搏古今，虽典教而入邦，未知何圣为始誓欲加心供养，图像流形，今世后身，除灾致福。因问儒释耆老之辈，通敕付慈爽，布告天下，咸使知闻。中兴二年二月十八日。”
      这段文字对认识南诏立国之前云南地区的佛教，有如下启示：a.舜化贞皇帝所知南诏佛教的传入者是梵僧观音，这也是长卷图绘部分以观音点化开国君主细奴罗的原因；b.梵僧观音并非云南佛的第一传人，舜化贞肯定了在更早的时间，佛教已传入云南地，即“其来有上”、“虽典教而入邦”，而以其博古之识欠缺为由，即“童幼未搏古今”，对早期佛教由谁传入给予回避，即“未知何圣为始”；c.对梵僧观音之前佛教的传入，文章开头给予了含糊的解答，即可能来自印度、汉地或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