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佛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03

云冈石窟佛像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53年，被称为“东方的伟大奇迹”。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武周山麓的断崖上，全长1公里左右，现今仍保存的洞窟有53个，石雕造像共计51000尊。

佛像造 像巨大宏伟。气势磅礴的云冈石窟前期造像的显著特点。如20窟的大佛像， 高约14米，面部丰满，高肉鬓，眉眼修长，炯炯有神；嘴部轮廓清楚，嘴角处略带微笑；双耳垂肩，双手做禅定状；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纹成阶梯状排列，服 装线条简洁。造型端庄凝重，凸显粗重厚实的质感。

后 期造像中，以小佛翕和一些中、小型石窟为主。第一种形式是小千佛。满壁碉楼成百上千姿态、体积一致的小翕和坐佛，不以生动取胜，而是以繁复见长。第二种形 式是窟中有塔柱，柱及壁面也全是千佛翕。第三种形式是四壁雕满重翕，上下重接，佛像以弥勒佛、释迦佛为主。第四种形式是四壁上下三重佛翕，以释迦佛、多宝 佛为主。其造型风格趋向于追求精细绮丽，在一些细节上做得很精细。佛像服饰也多呈宽衣博带的“汗装”，大有南朝士人“瘦骨清像”的风貌。

云 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 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 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文化交流 的历史见证。

云冈石窟造像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在位时期（452-465），其风格在继承凉州等地佛教艺术的基础上更有新制，并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北魏早期石窟艺术的发展走向。

云冈石窟位居今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武州山南麓，东西长约1公里，开凿于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前后历时60余年。依山体分西、中、东三区，现存洞窟45个，造像51000余躯，多为石雕作品，是一处主要由皇室经营的大型石窟群。按石窟形制和造像风格的演变，云冈石窟可分作三期，第一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时间约为公元460年至465年，以昙曜五窟为代表分布于西区；第二期开凿于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约为公元465年至494年之间，主要代表有五组，其中四组双窟即7、8窟，9、10窟，5、6窟，1、2窟，另一组单窟为11、12、13窟，除1、2窟分布于东区外，其余均在中区；第三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至孝明帝正光年间，约为公元494年至524年，主要为分布于20窟以西及遍布东西崖面的中小窟龛。“昙曜五窟”是云冈开造时间最早的洞窟，有关其开凿，《魏书.释老志》记道：“和平初，师贤卒，坛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五个石窟自东而西分别编号为第16、17、18、19、20号窟。

早在云冈石窟之前，北魏就有较大规模造像的记载，文成帝继位后下诏恢复佛教，将太武帝灭佛之举归咎为“有司失旨，一切禁渐”所致。随即“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454）又“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北魏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将对佛主的膜拜与礼敬王者紧密相连，随后开建的“昙曜五窟”也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依五窟开造时间的先后，由低20窟至16窟其主尊分别对应的北魏五帝是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本人。

云冈一期在洞窟形制上具有共同特征，均为椭圆形平面作穹窿顶。造像方面，除第16窟是单身立像外，其余东窟在主尊两侧各塑佛像一尊，构成三佛组合形式，应是对三世佛宗教题材的表现。北魏太武帝灭佛，客观上加速了三世佛造像的发展。沙门统昙曜在《付法藏因缘传》第一卷开章偈语中陈述佛教并非太武帝所谓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捏造所为，而是传承历然有脉，谓之：“敬礼无边际，去来现在佛，等空不动智，救世大悲尊。“其中”去来现在佛“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佛，构成佛法发展延续的时间历程，由他主持开凿的17、18、19、20窟，较形象地体现了三世佛主题。

第20号窟洞窟前壁已坍塌，窟内造像暴露在外，主尊结跏趺坐（图35），施禅定印，坐高13.7米，佛位磨光肉髻，面相圆浑，内穿僧袛支，外着半披式袈裟，衣着与炳灵寺169窟十六国时期造像相似。主尊左侧现存立佛一尊，着通肩衣，右侧佛像已毁。雕刻技法上较炳灵寺要先进，已不限于用阴刻线表现衣纹，融入了印度笈多造像仿泥塑贴条法。

第19号窟正壁主尊16.8米，结跏趺坐，施说法印，着装与20窟相同。主室两侧有胁洞，造像拖至第二期完成，内塑倚坐佛像，佛衣呈对襟式，右领襟垂于左腹下，佛施说法印。第19窟内壁面满塑千佛，并在前壁左右两隅处各塑较大立佛一尊，“千佛“即是三世十方诸佛的表现。

第18号窟主尊立像高15.5米，佛施说法印，着半披式袈裟，衣纹呈平直阶梯式，法衣上浮雕了大量排列有序的坐佛。《华严经》中推崇卢舍那佛，取代了释迦牟尼的地位，并以“法身佛”形象出现，法身佛，即佛本身，代表了绝对真理，也即人先天具有的真心、本觉。将卢舍那佛奉为真正世尊，十方微尘诸佛都集其一身，成为他的化身。18窟主尊佛衣上的千佛，正是对《华严经》中卢舍那“十方三世诸如来，于我身中现色像”的形象体现。主尊两侧各塑立佛一躯，着通肩衣，三立佛间的壁面，自下而上层叠塑有菩萨及弟子像。

第17号窟主尊主尊为高15.6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坐像，弥勒头戴宝冠，面部风化残损较重，作右袒袈裟，双臂佩臂钏，下着羊肠纹大裙。主尊左侧是一坐佛，右侧为一立佛。第16号窟主尊为高13.5米立佛（图36），水波纹肉髻，着褒衣博带装，右领襟敷搭至左肘，内着僧袛支，胸前系有带饰，此尊造像也是拖至第二期晚期告竣。

云冈一期在继承了十六国时期河西及陇右佛教艺术的基础上更予新制。如对三佛及千佛主题的表现及佛衣穿法上基本沿袭前轨，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造像因素，如穹窿顶、佛像体量的增大、佛衣镌刻千佛、仿泥塑贴条衣纹及平直阶梯式衣纹的表现等，客观上北魏佛教艺术正在趋于形成自身的风格特色。

云冈石窟的凿造在文成帝之后进入第二期，也是最为兴盛的发展时期，据《魏书.释老志》其间献文帝、孝文帝先后多次行幸云冈，石窟在形制和造型因素上均有新的变化。云冈二期在洞窟形制上呈现左右毗邻构造类同的双窟，且石窟平面多为方形，内设中心方柱，绕方柱凿有行道。造型方面，佛像体量较前期缩小，表现题材趋于多样化，著名的褒衣博带佛装也出自这一时期。

第7、8窟为双窟，两窟均为纵长方形，分前后两室，前室较大，窟内无中心方柱，后室正壁分上、下两层开龛造像，上层雕三世佛，下层为释迦、多宝并坐像，前后室左右壁面自上而下分层浮雕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窟顶的平摹藻井中心雕饰莲花，并有飞天环绕盘旋。第9、10窟为双窟，两窟均将前室改为前廊，入口处设有八角形立柱，柱体雕饰千佛。前廊后壁上方凿有明窗，下方开有窟门，窟内佛龛及道口新发现了仿汉式建筑的龛首和门楣，较好地将中亚、西亚建筑构造与传统汉式建筑予以结合。后室设有中心方柱，9窟主尊为释迦佛，10窟则是弥勒佛，壁面雕刻多见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第9窟后室明窗侧壁新出现了文殊普贤菩萨像。

第5、6号窟为双窟，只是在窟内构造上略有不同。两窟均有前后室，第5窟后室平面呈椭圆形，设有中心方柱，主像为三世佛，正壁坐佛高17米，左右壁为二立佛，已为后世崇信庄严，主尊为螺发，两侧立佛着褒衣博带佛装，这是云冈二期造像出现的新特征，当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5）服饰改革，推行汉化政策有关。第6窟后室平面呈方形，正中设有中心方柱，两面分层开龛造像，上层四面龛内各塑一身立佛（图37），高约5米，着褒衣博带佛装，右领襟敷搭至左肘，施无畏与愿印，内穿僧袛支，腰系带饰，佛衣呈外展下垂式，佛像这类装束随后在北朝石窟中迅速蔓延，影响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

云冈二期的大型双窟还有东区第1、2窟，两窟形制相近，后室中央都设有中心方柱，后壁主尊，1窟是弥勒佛，2窟是释迦佛，窟内造像题材多为三世佛、释迦、多宝佛，并在两窟南壁窟口两侧雕有维摩、文殊对坐像。此外以12窟为中心的一组单窟，为求对称布局，在左右11、13窟门上各开一明窗，并且不加雕饰，中间的12窟外部则洞开三门，上凿屋檐，由四根八角形立柱支撑。

北魏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云冈规模宏大的石窟开凿陷于停滞，造像中心由云冈转向了龙门。云冈第三期造像已由皇家转为私人、民间，许多是北魏保守势力所为，新建石窟规模较小，遍布云冈各处。

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中，大规模的佛衣样式的转变尤其值得关注，一期造像以第18、19、20窟主尊为代表，多盛行“半披式”佛衣，这是对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同类佛衣样式的承袭。至第二期，以第5、6窟为代表，为“褒衣博带式”佛衣所取代，应是同期南北朝造像对北方施予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