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唐窟之广元、巴中、夹江千佛崖诸石窟。

发布时间：2019-09-02 17:07

四川地区唐窟造像

   北方石窟艺术，在北朝至盛唐持续了高度繁荣，经历了安史之乱及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寺院经济及佛经、佛像均遭受重创，北方石窟艺术持续衰落趋势。四川深处腹地，曾有过军事冲突，却未爆发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唐代陇右及河西诸州所需军资多取自蜀地，有“天府之藏”的美誉。

  玄宗和僖宗避乱均选择入蜀，同时也将中原文化艺术带入四川，其中就有大批经像、宗教画人和高僧，出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的局面，加之这里旧有深厚的佛教文化渊源，遂使四川在盛唐后，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石窟造像的重心。

  四川石窟造像历中晚唐、五代、两宋，400余年兴盛不衰。石窟主要分布于北川、川西和川中，其中川北较为著名的石窟以广元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崖及巴中石窟为代表，川西石窟以夹江千佛崖为代表，川中石窟有大足、潼南、安岳、资中等窟。

  四川唐窟之广元、巴中、夹江千佛崖诸石窟

  广元石窟位于金牛古道之上，地处嘉陵江上游，为由秦入蜀的要冲。现有资料显示，至迟在北魏晚期，广元地区已开窟造像，西魏、北周和隋延续不断，至唐开元年间，造像趋于鼎盛。广元现存唐代摩崖石窟三处，均开凿于嘉陵江两岸崖壁之上，沿江东岸有千佛崖，对面西崖为皇泽寺，另外是位于广元市西南15公里的观音崖。

  广元千佛崖原南北长约200余米，清咸丰四年碑记载全崖共计造像17000余身，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因修筑川陕公路，南段崖壁被毁，现存大小龛400余座，造像约700身。造像多建于北魏、隋、唐，以后历代多为庄严龛像，少有开凿。北朝洞窟留存有大佛窟（第7窟）和三圣堂（第21窟），隋窟1个，为北大佛窟（第38窟），另出土观音菩萨残像一件。唐代是千佛崖造像的高峰期，开窟约87个，另有众多小龛，较著名的有神龙窟（第11窟）、莲花洞（第13窟）、菩提瑞像窟（第33窟）、大云古洞（第16窟）、释迦多宝窟（第2窟）及睡佛洞（第4窟）等。

  神龙窟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窟高约3.6米，宽约3.25米，深1.8米，石窟前壁已崩毁，正壁造倚坐弥勒佛，左手扶膝，右手上举，佛作螺发，饰光头，内衣为僧袛支，多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紧贴束腰坛基两侧各塑小力士一身，由窟内右壁上方造像题记可知，该窟应建于中宗神龙二年（706）以前。

莲花洞位于千佛崖南段下层，南临大佛窟，今前壁已毁，石窟为横长方形，穹窿顶，高约3.6米，宽5.5米，深4米。正壁及左右侧壁三壁环坛，坛上三壁居中各开一龛，龛内雕造一佛二菩萨，其中正壁主尊为倚坐弥勒佛，左、右壁主尊均为结跏趺坐（图119）。除三大龛外，窟内还散刻有许多小龛，其中一小龛铭文显示该龛完成于大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据此石窟主体工程应完成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以前。

  该窟右壁主尊的造像因素，已显出密教造像的一些特征，像为螺发，顶部饰璎珞，着右袒袈裟，左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上，右手扶膝，衣襞覆坛于方形坛基上。《陀罗尼集经》卷一描述密教主佛教造像仪轨：“其作像法，于七宝华上结跏趺坐，其华座底戴二狮，其二狮坐莲花上。其佛右手者，伸臂仰掌当右脚膝上，指头垂下到于华上。其左手佛颈亦著七宝璎珞，其佛头顶上作七宝天冠。”玄奘《大唐西域记》第八卷《摩揭陀国》对这一像制有较清晰的记载：“见精舍内佛像俨然，结跏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敛，右手垂，东面而坐，肃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广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两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垂右手者，昔如来之将证佛果，天魔来娆，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来告曰：‘汝勿忧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谁为明证？’如来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证’，是时第二地神蛹出作证，故今像手徼昔下垂。”将文中描述于主尊比较，虽有未及严谨之处，但在手印及颈部璎珞方面等均与经文描述一致，所造应为密教最高尊神大日如来，或曰毗卢遮那，由发生时间看，这应是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以前出现的密教造像。此外该窟造像将弥勒与毗卢遮那并置一窟之中，可以看出同期川北佛教具有显、密双修的特质。

  同期密教题材的造像还出现在菩提瑞像窟，位于千佛崖高处，为平顶敞口窟，高、深均3.3米，前宽3.6米，后宽4.1米。窟内三壁造有高坛，正壁高坛之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于束腰坛基上，高坛下主尊前方两侧各造一身力士像。左右侧壁高坛上造弟子12深及伎乐5身，该窟主尊着右袒袈裟，头戴高宝冠，颈部饰璎珞，臂饰钏，肘饰镯，手印于莲花洞主尊相同。该佛应是密宗毗卢遮那佛。右壁建成应在唐睿宗年间（710—712），早于“开元三大士”来华。与该窟左侧相邻的是弥勒窟，两窟构成双窟，为显、密共修的又一实例。

  菩提瑞像窟正壁主体造像群，对密宗造像仪轨表现的较莲花洞更丰富，《陀罗尼集经》卷一记：‘其佛右边作金刚藏菩萨像，像右手屈臂向肩上，手执白拂，左手掌中立金刚杵，其一端者从肩上向外立着。咒师于佛前左右胡跪，手执香炉。其佛光上作首陀会天散花形。’该经卷二《画一切佛顶像法》又记：“其像背后画双树形，树上画作垆醯陀迦布瑟波形，间错树叶。”今略作比较，正壁佛右侧胁侍菩萨为手持净瓶之观音，造作与经文描述吻合。佛背光两侧凿有大树两株，树冠延伸至窟顶，背光之上有三身天神及两身飞天，应为文中首陀会天。正壁高坛上雕有二身跪人，似为文中所述咒师。该窟是初唐对经文仪轨反映最为贴切的大日如来。

   以现存实物看，在开元三大士来华之前，汉地及新疆地区密教造像已开始出现，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及广元千佛崖，莫高窟主要为十一面观音像，未见大日如来造像，龙门擂鼓台北洞大日如来造像，龙门擂鼓台北洞大日如来除头戴饰有化佛的宝冠外，其余如来坐姿手印、佛衣佩饰均与广元千佛崖相似，应是相同仪轨下的规范制作。两地造像发生时间相近，均在7世纪末，龙门似要略早。前文已述新疆地区，于阗密教在7世纪末已开始流行，并有僧人陆续将相关经籍介绍至东洛，时于阗佛教遗迹中叶出现密教造像。

  在印度，6世纪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7世纪初在印度趋于兴盛，并影响波及汉地。唐代，南天竺僧人菩提流支于永淳二年来华，高宗遣使迎接，所译密典约十部，天竺僧人另有无极高于永徽三年（652），至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应邀于慧日寺犍陀罗尼普集会坛，为京城僧俗所罕见。并由《金刚大道场经》中摘要译出《陀罗尼集经》十二卷。玄奘于贞观三年（629），由长安出发西行求法，往返历时20余年，回洛阳之时，武则天亲临迎接，译密教经籍十三部。加之7世纪末于阗僧人天智、实叉难陀等向内地输送密教译籍，唐在7世纪末以前传入汉地的密教译籍多 属杂密、杂咒，而少有原来开元三大士所译的纯正密教经典，却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密教的认识基础，长安和洛阳两个密教中心已初步形成。

  记载中，汉地出现密教绘画的时间，也较现存实物要早，初唐尉迟乙僧在内地佛教绘画所涉及的密教题材，在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太平广记》卷二百十一《尉迟乙僧》：“贞观初，其国以丹青功妙，荐之阁下……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凹桎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慈恩寺……塔下南门，尉迟画。西壁千钵文殊，尉迟画。”尉迟乙僧于贞观初年在长安慈恩寺绘有千手千眼观音和千钵文殊。

  唐代，密教及其造像艺术在开元年之前，已由印度及于阗僧人像内地输送，这些僧人的最终目的地多为两京长安或洛阳。四川地区同期密教图像的传入途径尚不明晰。《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唐梓州慧义寺清虚传》记载了川地僧人清虚从事的密教活动，“长安二年（702），独游蓝田悟真寺上方北院，旧无井泉，人力不及……时华严大师法藏闻虚持经灵验，乃请祈泉……自此居者无患，神遂移去。”记载显示初唐武周年间，四川密教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盛唐是千佛崖开造的高峰，以大云古洞、释迦多宝窟及睡佛洞为代表。其中大云古洞为平顶方形敞口窟，窟约高3.8米，宽5.6米，深10.6米，属千佛崖较大的洞窟。紧贴后壁的柱体正面塑阿弥陀佛立像一身，跣足立于仰莲座上，着通肩袈裟，阶梯衣纹，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残，饰有背光和通项头光。中心柱左右侧壁开小龛，内刻菩萨立像，后壁北中心柱分为两块，各开一方形大龛，内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外两侧壁刻各刻力士一身。主室左右侧壁由上而下分四层刻菩萨立像，均立于仰莲座上。该窟外壁有开元十年（722）“行孟州大都督府长吏韦功德记”。

   释迦多宝窟为平顶方形敞口窟，正壁坛基上两佛均结跏趺坐，衣襞覆坛，佛头均为螺发,左侧坐佛着通肩衣，右侧佛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二佛身后有通顶背屏，上浮雕头光及天龙八部造型。屏风两侧雕二弟子二菩萨胁侍立像，屏风后正壁及左右侧壁开小龛，内雕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及十王诸尊像。

   睡佛洞为平顶方形敞口窟，窟内中心塑一铺十三身像，主尊为释迦佛涅槃像，今头已不存，身体也残缺。卧像身后刻众弟子举哀，头部多毁。窟内三壁浮雕刻有碾盘经变故事，其中左壁内侧刻焚棺图，金棺之上线刻腾空烈焰纹，其下浮雕九身头戴风帽者，目视火焚现场，焚棺图一侧浮雕七身束髻女像，人物上身多着交领窄袖长衣，下着长裙。其动态和表情似在传递佛主涅槃信息，身份应为佛之女弟子。

  皇泽寺位于嘉陵江上游西崖，现有窟龛约50各，造像1200余身。其中有少量北朝后期至唐以前的石窟，以第45、38、51窟为代表。唐代是这里开窟造像的高峰，代表窟有第12、13双窟，大佛窟（第28窟）。

  第12、13窟为双窟，分前后室，两窟前室均作平顶，后顶作穹窿顶，第13窟后室（主室）雕一铺九身像，前室左侧置唐碑一方。该碑残留文字内容与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959）《大蜀利州郡都督府皇泽寺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石碑均显示，该窟是唐贞观二年（628），武则天父武士彟在利州（广元）任都督期间，为纪念夫人杨氏生武后而开凿，武士彟于武德七年（624）上任，同年武则天降生，贞观四年（630）武士彟离任，第12、13窟应建于武德七年至贞观二年之间。

  大佛窟位于皇泽寺大佛楼之上，为平面呈马蹄形的敞口窟，作穹窿顶，窟约高7米，宽6米，深3.6米，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立像，主尊头作螺发，内衣为僧袛支，外披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左右两侧弟子分着右袒式袈裟和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两胁侍菩萨雕刻得华贵精美，左侧观音冠中饰化佛，右手上举，左手下垂持净瓶，上身裸，饰Ⅹ形串珠璎珞和披帛，下着长裙，颈饰项圈，戴臂钏及手镯。右侧大势至装束与观音相似，右手上举，左手执宝珠。群像所依后壁浮雕天龙八部，有①紧那罗；②戴盔乾跶婆；③戴兽首冠的摩睺罗迦，虬髯，颈部缠绕兽足，左手执圜首剑；④三面六臂阿修罗，正面作慈悲相，左右两面分作怒相和笑相。六臂中，仅见上二手举日月，中一手举矩尺，余皆不可辨识；⑤戴束发三珠冠的龙众，以腾龙饰其头部上方；⑥鸟嘴迦楼罗，饰束发三珠冠；⑦穿戴盔甲的天部；⑧余一残毁形象应是夜叉。该窟造像布局均与开凿于隋或初唐的第51窟较为相似。

  巴中石窟位于川北汉代开辟的米仓道上，石窟分布于县城周围约80余处，造像万余身，其中以南龛、西龛、北龛和水宁寺四处较为重要。巴中石窟始建于隋，兴于盛唐，后代隅有开凿。

  南龛位于巴中市南1公里的化成山上，有窟龛130各，造像2000余身，绝大多数造于唐代。其中唐代纪年龛6各，较早的有第69龛党守业开元二十三年（735）造像及第71龛张令该开元二十八年（740）造像，晚至乾符四年（877）赵凡造像。南龛洞窟形制多见方顶敞口龛，龛内复造像龛，开口呈方形，背光多用透雕和高浮雕手法。造像常见释迦佛、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密教题材有毗卢遮那、如意轮观音、数珠观音、毗沙门天王、大自在天、诃利帝母等。

  第53龛为方顶敞口式，龛内三壁环坛，正壁设方形重龛，内造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尊像，龛楣由下而上分三层，分别以二方连续的串珠纹、忍冬纹及莲花纹装饰，主尊释迦佛，作说法相，磨光肉髻，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后壁浮雕彩绘天龙八部，重龛外两侧分别造力士一身。第70龛亦为释迦佛说法龛，龛形及人物组合均与第53龛相同。

  第62龛为方顶敞口佛殿窟。窟顶正中刻八角形华盖，窟内正壁设一主尊，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施说法印，头为螺发。后壁满刻52身小型闻法菩萨，坐姿各异，均坐于莲花座上。菩萨身后浮雕有四棵菩提树干，树冠绘于窟顶。窟门外两侧各刻力士一身，与第62窟相似的还有第116窟，均为表现阿弥陀佛净土变相。该窟为弧形窟顶，设重龛，造像除阿弥陀主尊及闻法菩萨外，于垂龛上刻有西方三圣像七组，间饰以伎乐。重龛外两侧刻二天王。

第86龛为方形敞口重龛。正壁为一身观音立像，重龛两侧壁上方分别雕菩萨立像一身，下方各雕力士一身。主尊观音菩萨头戴宝冠，双手残，饰项圈、臂钏，上身着僧袛支，下着长裙，披饰Ⅹ形璎珞和披帛。观音像龛另见第60、87等龛，多为方形平顶龛或设重龛，龛中仅造观音立像一尊。

  南龛毗卢遮那佛，出现在第37和103龛，主尊造型相近，均头戴宝冠，颈部饰璎珞，着右袒袈裟，左手手心向上置于腹前，右手施降魔印。造型与广元千佛洞第33号窟类同，胁侍多为二弟子二菩萨及二力士。第83龛正壁雕三佛，主尊为一身二头，结跏趺坐，佛衣为袒露左肩，且左手施降魔印，右手上仰置于腹部，这种瑞像表现方式极为少见，发生时间较敦煌第72窟宋刻双头瑞像要早。

  西龛位于巴中市城西约1公里的凤谷山，现存窟龛90余个，造像2000余身。集中出现在西龛寺、流杯池及龙日寺三地，其中除少量隋龛，大多开凿于唐代。西龛洞窟形制与南龛相似，常见方顶敞口龛，一些重龛也作外方内圆拱形。释迦佛、弥勒佛、观音菩萨、毗卢遮那佛为主要表现题材。

  第3龛为重龛，外龛作方形敞口式，内龛作拱形，上饰忍冬纹。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身像，主尊为倚坐弥勒佛，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上，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残，造像所依后壁，浮雕菩提双树及天龙八部形象。第5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设横形坛基，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口雕二力士，主尊为倚坐弥勒，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右肩披偏衫，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之上。与第3龛相同，该龛后壁世浮雕天龙八部，其中右侧壁多已残损，仅存左侧壁形象保存较好。第10号龛亦为弥勒说法龛，龛形与造像组合于第3、5龛相同，应是同期所为。在方形外龛左侧壁上有造像题记：“菩萨圣僧金刚等，郭玄亮毗季奉为亡考造前件尊容，愿亡考乘此征日，速登净土弥勒座前同初会法，开元三年（715）岁次乙卯四月壬子朔。”这也是西龛中时间较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题记。

  第42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雕观音立像一身，内龛外两侧各雕一力士。观音束发戴冠，冠上饰化佛，宝僧垂肩，左、右手均残，上身饰璎珞、披帛，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莲座。

  第53龛表现西方净土变相较为突出，为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设西方三圣坐像，今存残躯，主尊上方刻八角形华盖，左右两侧高浮雕雕天宫楼阁，保存较好，楼阁为三层仿木结构，每一层浮雕不同数量的伎乐或供养菩萨，伎乐、天人手持箜篌、笙、琵琶等乐器，身着长裙、披帛，形象飘逸生动。

  第61龛为两方形重龛，外龛高约2.6米，宽4米，深0.65米。内龛位于正壁中部下方，为方形敞口式，龛内由石碑和造像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方碑题刻“大唐龙日寺”，右侧刻一铺九身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内龛外左壁下方开一小龛，内刻观音像一尊。余外龛三壁均满刻千佛。

  第44龛，为外方内圆拱形龛，龛内正壁雕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主尊为毗卢遮那佛，身后浮雕头光，结跏趺坐于刻有兽头靠背的坛基上，戴宝冠，着右袒袈裟，项饰已剥蚀不清，臂钏、手镯尚可辨识，左手残，右手施降魔印，与该窟主尊相同的主尊佛还见第87龛。佛身两侧刻“六孥具”形象。外龛左侧壁上、下各开一龛，上龛刻一佛二菩萨，下龛雕七佛立像。

  西龛也出现了显、密双修的造像形式，第73龛为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雕二坐佛，两侧胁侍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右侧坐佛为倚坐弥勒佛。左侧坐佛造型与第44龛相同，为毗卢遮那佛。

水宁寺石窟位于巴中市城东约37公里水宁河两岸，现存窟龛38个，造像300余身，多建于盛唐。其中以盛唐药师佛龛（第1龛）、释迦佛说法龛（第2龛）、释迦佛、弥勒佛说法龛（第3龛）最具代表性。

 第1龛作外方内圆重龛，内龛正壁刻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中尊立佛左手托钵，右手持杖，佛内着僧袛支，系博带，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两胁侍为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药师佛胁侍菩萨通常为手持莲花的日光菩萨及月光菩萨，并以莲花上是日轮或半月形予以身份区别。第1龛右侧菩萨左手上举持柳枝，右手下垂持净瓶，应是观音菩萨。龛外两侧各造力士一身（图120）。

  第8龛为平顶方形重龛，主体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在菩萨与天王之间上方供养菩萨一身，佛座前方两侧各置供养菩萨一身，主尊身后两侧各刻一株菩提树，窟顶刻两身飞天。在众胁侍上方，龛内左右侧壁及龛外力士上方，均满雕天龙八部形象。与该窟人物组合相似的还有同为释迦佛说法的第2龛。

第3龛为平顶方形重龛，内龛三壁设坛，正壁方形高坛上置二坐佛，左侧为倚坐弥勒佛，衣襞覆坛，双足踏莲，头作螺发，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已残，似作上举状。左侧释迦佛结跏趺坐，双手残，似施说法印。衣覆于仰莲坛基，着通肩袈裟，二佛均有头光和背光，两佛之间高浮雕菩萨一身。右侧壁由内而外，下方分别可二弟子、一观音、一力士立像。上方雕供养菩萨一身、弟子三身。左侧壁人物布局同右。正壁坛基两侧各开一方形小龛，内雕三身供养人立像。

  北龛石窟位于巴中市城北一公里的巴河北崖，现存窟龛20余个，造像300余身，除少量隋代造像，大多建于唐代。窟龛形制、造像题材及风格均与南龛、西龛大体相同。

夹江千佛崖石窟位于川西平原西南部，夹江县城西2.5公里的青衣江北岸崖壁上，现存像龛160余个，造像约2500尊。龛像开凿于初唐，盛唐、中唐达到高峰，会昌之后趋于沉寂。窟龛形制多为平顶方形敞口龛，造像题材显、密兼有，密教造像有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等，显教造像尤重弥陀净土。较著名的窟龛有第84、91、136、115等龛。

第91龛作地藏变，作平顶方形敞口龛，内雕三尊并坐像，中尊身后两侧各雕弟子一身，龛口两侧各雕供养菩萨一身，三佛均结跏趺坐。中尊坐于束腰方形坛基之上，施禅定印，头残。左侧地藏菩萨头戴风帽，右手执锡杖，衣襞覆坛，中尊右侧为地藏菩萨化身像。

第115龛为观无量寿佛经变龛，平顶方形敞口龛。龛楣饰卷草纹，龛内正壁刻西方三圣并坐像，主尊阿弥陀佛，螺发，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衣襞覆于仰莲座上。饰头光、背光，左侧观音菩萨与右侧大势至菩萨均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饰覆肩披帛，戴宝冠，头光、背光同中尊。其中观音菩萨右手扶膝，左手执柳枝上举，大势至菩萨两手造型与之相反。三尊像的身后各浮雕一座单檐歇山式，大殿后壁上层殿阁之间满布天人、飞天造型。三尊像之间及两侧壁置经幢、佛塔数身，其间饰以飞天。窟内三壁下层雕天人、弟子200余身。

  135龛又称弥勒龛，作方形敞口重龛，内龛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主尊为倚坐弥勒佛，螺发，内着僧袛支，外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左手扶膝，右手残，似施说法印，双足各踏一覆莲。头光、背光外环以火焰纹。左右胁侍菩萨一身，装束姿态相似，跣足立于仰莲座上，戴高宝冠。

第84龛为平顶方形敞口龛，正壁为千手观音坐像，主尊头戴花冠，倚坐于方形坛基之上，双脚各踏一只仰莲，双手合十于胸前，环绕上身两侧共计雕出十八只手，大多已残。今外端还留有明代补刻的千手。

  136龛，作平顶方形敞口龛，正壁为千手观音坐像，主尊头戴宝冠，身披甲胄，左手托塔，右手握剑柄，双足被一地天用双手托举，双足外侧各雕一身夜叉。左侧壁下方雕一天女、一夜叉，右侧下方雕一天王、一老者。千佛岩毗沙门天王龛还有第8、19、97、107、134、159等龛，这种将毗沙门天王单独供奉，是唐密宗造像的新形式。《宋高僧传.慧云传》记载：“开元十四年（726），玄宗东封迥，车政道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唐代天王造像的兴起或许与玄宗推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