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08

新疆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

  7世纪以后，新疆丝路南北两道地区的佛教艺术由现存实物遗存看，北道，以龟兹、焉耆、高昌三地较为突出；南道。鄯善佛教约消失于5世纪末，于阗佛教艺术得以延续，

龟兹，在鸠摩罗什离开之后大乘势力渐失，唐贞观四年（630）玄奘时期，龟兹为小乘占据，佛教寺院与造像概况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记述：“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习元，人以功竞。”建寺造像在龟兹颇具规模，其中照怙寺“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常以月十五、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静，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

  唐中央政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统一龟兹，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迁于此地，统辖龟兹、毗沙、疏勒、碎叶四镇。并设立“四镇都统”，为管理西城四镇宗教事务的最高机构，任命汉僧为都僧统，龟兹大乘佛教因此再度兴盛。

  至开元十五年（727）慧超途经龟兹时，在其《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该地寺院的变化：“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也。大云寺主秀行，善能讲说，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上座，名明恽，大有行业，也是京中僧。此等僧，大好住持，甚有道心，乐崇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

  约8世纪安西地区密教开始盛行，天竺僧人阿质达霰在安西译有密教经籍《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及《秽迹金刚法禁百变法》，并于开元二十年（732）传至长安。天宝年间，刘和尚法律云倩于安西译有《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龟兹名僧利言在长安从事的密宗经籍翻译引人注目，贞元八年（792）“勅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罽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园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礼泉寺超悟、道岸、辨空、并充证义。”“开名题曰‘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成十卷，又‘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均在贞元八年译出。

  约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遭黠戛斯进攻，其中厖特勒一支退至安西，于会昌四年（844），在安西自称可汗，建立政权。唐中央政府对安西的直接控制遂告终结。回鹘人信奉佛教，未见文献记载，却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有所体现，龟兹佛教约在11世纪以后，因土耳其族侵入趋于终结。

（一）库木吐拉石窟

  库木吐拉石窟位于库车县西约25公里处的确尔达格山口东崖，渭干河水流经此地。石窟群分置于谷口区和大沟区，前者散步石窟32个，后者有洞窟80个，已编号洞窟共计112个。与克孜尔石窟相同，塑像皆毁，只有30个窟保存有较完整的壁画。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四十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斗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像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洞门西南向，中有三石楹，方径尺，隶书焚字，镂刻回环，积久剥蚀，惟辨建中二年（781）字。”这也是有关库木吐拉石窟较早的文献记载。库木吐拉石窟在唐中央政府设立安西都护府之前已有一定规模，时间约在5至6世纪，谷口区以第20、21、22窟为代表，大沟区有23、33、46等窟，同期石窟损坏严重，石窟形制多为中心柱窟，与克孜尔石窟相近，窟顶作穹窿形，塑像多已损毁（图112）。

  早期壁画窟顶内容士致分两类，即莲花伎乐天立佛组合、天象图，第20、21、23窟顶中央绘大莲花，第21窟作莲花伎乐天组合，由莲花为中心向外辐射处12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中绘一伎乐天。第20、23窟的放射条纹间隔处绘佛和菩萨各一身。第46窟顶中心绘天象图，有乘车日天和月天、金翅鸟、紧那罗及火天等形象。

  窟内四壁壁画多已剥蚀，两侧壁多绘佛传图，以连续方格画面的形式，陈述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第20窟左壁上下6排，每排10格，出现60幅画面。窟内甬道右侧龛内，存有龟兹石窟中唯一的塑绘组合作品，内容为降魔变，主尊为泥塑彩绘，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佛右侧壁绘“魔女妶媚”，描述佛传故事中魔王使众魔女媚惑释迦佛不成，反被佛主以神力变为老妪，左侧壁绘“魔军怖佛”，描述魔王带领兵众，施布恐怖场景威胁释迦佛的故事。第46窟正壁开龛，龛上方绘闻法天人，窟门内上方绘弥勒佛说法图，甬道两侧壁绘供养人像。这些早期壁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与克孜尔石窟类似。

  龟兹为唐中央政权管辖时期，库木吐拉石窟艺术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龟兹原有风格与中原汉式风格交相辉映，前者突出体现在第34、43、50、58、63等窟，后者有11、14、15、16等窟为代表。石窟主要分布在大沟区。

   传统的龟兹风格在唐代得以延续，中心柱窟仍是最常见的石窟形制。前期窟顶中心天象图为本生故事取代，第63窟为保存相对完好的唐窟，原正壁主尊大立佛已无存，两侧胁侍菩萨各一身，窟顶以菱格形式绘有两行本生故事，内容有兔王本生、晱子本生、舍身饲虎本生等。窟顶左右两侧绘千佛，两侧壁由上而下分三排，每排绘五幅佛传图。

  第58窟正壁龛内塑像与龛外壁画构成了一铺完美的说法图，正壁开大龛，龛内塑说法主尊，龛外左侧绘帝释天并妃以四十二事问佛，龛右侧绘飞天，龛外上方绘八身闻法天人，场景安排宏大，绘制细腻。

  中原汉式壁画风格也融入同期石窟中，这类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作纵券顶，壁画以大型经变画为主，第11、14窟，正壁残存有《阿弥陀经变》，画面中央主尊为阿弥陀佛，两侧胁侍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佛及菩萨上方饰华盖，画面下半部均已残损，由人物组合构图龛，与敦煌前期同类题材壁画形式相近。窟顶纵券顶中脊绘莲花纹样，其中第14窟于中脊两侧分别绘千佛。

  第16窟为中心柱窟，左右侧壁均绘有大型经变画，左壁绘《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画幅左右两侧以立轴画形式分别绘《十六观》和《未生怨》，形式亦同莫高窟。右壁绘《佛说灌顶拔除罪生死得渡经》变相。门内上方绘涅槃经变，被德国人勒柯克盗去。这也是库木吐拉今存唯一汉地风格的涅槃图，画面构画与莫高窟吐蕃时期第158窟相似，券顶中脊作莲花纹，两侧绘千佛。

  9世纪中期，龟兹为回鹘人统治，回鹘人对佛教的崇信，由同期库木吐拉石窟得到反映，其中融入回鹘民族的审美特性，密宗题材也成为较多涉及的内容。回鹘在龟兹统治长达近三个世纪，现存壁画中以回鹘时期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第79、10、12、42、45、38等窟。

  第79窟是保存较好的回鹘时期洞窟，为方形窟，穹窿顶，中央砌筑佛坛，上置坐佛一身，今造像上身已毁，坛基前壁绘七身供养人像（图113），着回鹘装，并附龟兹文，汉文及回鹘纹榜题，可辨识的汉文题记如：“童子搜阿迦”、“颉里阿斯布施城中，识智俱罗和上”、“法行律师”、“圣寺府坐律师旁信一心供养”等，窟内四壁绘千佛，右侧壁下部绘“地狱变”。画面由里而外，依次绘坐姿地藏菩萨，六身跪人，两鬼卒捆绑两罪人，两鬼卒施刑锯一罪人，这也是国内现存石窟壁画中较早的地狱变相。

  第45窟为中心柱窟，与此类似的还有第10、12等窟，窟顶多作纵券顶，纹饰承袭前一阶段汉式风格，多为莲花、祥云及千佛。正壁开龛，亦有在侧壁塑一佛二菩萨组合。窟内四壁以尊像图为主，描绘佛及菩萨立像，并附汉文榜题，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释迦牟尼”、“南无文殊师利菩萨”等，这类尊像图少了经变画中对场景的描述，单纯地以大幅画描绘尊像。画面的宗教震撼力得到加强。中心柱后的行道前壁绘涅槃图，释迦佛右肋而卧，四周有弟子、力士、天人环绕举哀。

  回鹘时期壁画中人物造型没有早起龟兹的“S”形，体态壮硕，自然直立，人物面相丰圆，鼻梁高直，黑眸、小嘴，应是回鹘人的体貌特征，这一时期汉地影响仍在持续，线条表现仍是唐统治时期的技法。石窟中诸多汉文题记反映，许多石窟由汉人开凿并由汉僧住持。

   库木吐拉石窟今存有许多密教壁画，较集中出现在8世纪至回鹘时期，这也是龟兹地区密教壁画出现最多的石窟群。第34窟顶描绘了乌枢瑟魔秘密曼荼罗，形象有东方帝释天、东南隅火天、西南方宁帝、西方水天、北方毗沙门等护法天王，应出自《大威力乌枢瑟魔明王经》，该经由北天竺阿质达霰译于安西。第12窟中心柱后甬道后壁中央，绘一身三头八臂菩萨。第45窟主室右壁绘胎藏界主尊大日如来，作菩萨形，戴结发于顶形冠，结法界定印。第41窟主尊为千手千眼观音。

（二） 龟兹地区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

龟兹地区较著名的石窟群还有森木塞姆、玛扎伯哈及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城北约40公里的库鲁达格山口，沟谷东西两崖壁之上，有编号石窟52座。

现存石窟中尚存留部分4、5世纪建造的石窟，如第24、26、30窟等，均为典型的龟兹风格。石窟形制常见中心柱式，方形中心柱将室内分为主室和后室，及左右行道。主室多作方形，前壁所开龛像今均已不存。

现残存壁画多绘于主室及行道的顶部及两侧壁，菱格纹以四方连续的形式铺开，内填一个佛本生故事或因缘故事。可以辨识的有鹦鹉本生、兔王本生、降服魔王波旬元、小儿以土施佛缘等，故事多取自《佛说兴起行经》《六度集经》《贤愚经》等。

后室出现《涅槃经变》，是克孜尔石窟的常见形式，克孜尔《涅槃经变》首由后室或后行道后壁开始，渐趋向左右行道扩充。由于森木塞姆石窟后室右壁开有明窗，《涅槃经变》多被绘于中心柱后壁。第30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较好的一幅，佛右肋而卧，右手托颐，佛上方绘众多举哀者，右侧绘天人，左侧为力士，弟子迦叶则跪于释迦佛足旁。

约7世纪前后，是森木塞姆开造较为兴盛的时期，代表石窟有第11、41、42、43等窟。

石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和大像窟，并出现了以第42窟为代表的方形穹窿顶窟。同期中心柱窟大体如前，主室由前期的方形变为长方形，舍去了行道开设明窗的制造。佛像仍开造在中心柱的正壁上，今塑像不存。壁画与塑像融合一体的表现方式，在第48窟得到较好的体现。围绕已佚失的塑像，绘有光头、身光，龛顶饰华盖，有山岭流泉，花木相拥。龛外两侧绘饰伎乐天。

主室及左右甬道券顶脊部多绘诸天部，如日天、月天等，由脊部向两侧，绘以菱格佛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第48窟则在窟顶菱格中绘坐佛，形成千佛图。主室两侧壁以上两层或三层的形式绘佛传故事。

大像窟的建造，在这一时期有突出表现，以第11、43两窟为代表。第11窟主室正壁原有佛像，以残存印迹看，高度应在10米以上，窟内由券顶至地面高约19米，布局结构极具气势。

券顶脊部绘天人，两侧绘菱格本生的故事（图114），主室左右侧壁被横梁分隔为四层，每层横梁上均置有佛塑像，今已不存，左右行道顶绘日天、月天等诸天部，两侧为菱格本生故事，其中猕猴王本生故事是龟兹石窟中的常见内容，故事讲述菩萨转生为猕猴王，率众猕猴于林中嬉戏，梵授王率部下包围并欲射杀众猴，猴王遂引藤抓树，利用身体为猴群创造逃亡之路，自己却因受伤而生命垂危，猴王的义举感动了梵授王，点化了他作为国王的职责。此外，后室仍作为表现佛涅槃的场所，后壁凿有涅槃台。

     第43窟与11窟形制相近，在窟门内两侧绘有礼佛图，人群由王公贵族组成，皆着龟兹服饰，由比丘引领礼佛。后室前壁下部开有一龛，内浅浮雕涅槃像，上方绘火焰，两侧绘举哀弟子，应是荼毗场景。后室后壁还凿有涅槃台，并于后室顶部绘饰伎乐天及十余身坐佛。 

7世纪中期以后，龟兹曾两度为吐蕃占领，至9世纪回鹘击败吐蕃，占据龟兹建立政权，两任政权均笃信佛教，并在森林塞姆石窟中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崇佛的印迹。第4、7、40、44、45等窟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总体来看，政权的更替，对森木塞姆石窟风格发展并未产生重大影响。龟兹旧有的石窟文化，仍以主流的方式得到延续。

石窟形制出现许多方形套斗顶窟，券顶中心柱窟仍是最为常见的窟形。菱格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内容，在供养人行列中新增吐蕃、回鹘民族人物形象。

第40窟较好地反映了回鹘时期壁画的面貌，该窟作穹窿顶，由窟顶中央莲花向外作八条带状放射纹，每条纹内绘一佛一菩萨立像，两侧绘有供养比丘或摩尼宝珠，窟顶的这种绘饰方式在库木吐拉早期石窟中已有表现。只是佛的形象融入了回鹘人的形象特征：小嘴、高鼻、黑眸、体态壮硕。窟顶下端绘菱格因缘故事。主室两侧壁上方，以连环画的方式绘佛本生故事，下方绘大型佛本行经变画，其中主尊等画面主体部分多已不存，只残留部分衣纹或手的局部，此类风格与柏孜克里克回鹘壁画类同。窟门内侧壁供养人像显示着装为回鹘女装。可以看出，回鹘时期森木塞姆石窟，大体延续了龟兹旧有的表现方式，并将本民族审美方式注入其中。

玛扎伯哈石窟位居森木塞姆石窟南约8公里克尔希村西南的山坡处，这也是龟兹地区现存状况最为破败的一处石窟，可辨识形制的洞窟约32个，其生成发展约略与森木塞姆石窟同时。存留部分壁画的仅有第1、9两窟，风格近于7世纪前后的森木塞姆石窟，其中第9窟保存相对完好，为中心柱窟，券顶脊部绘日天、火天、紧那罗等形象，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梵志施佛纳衣得授记缘、须摩持缕施佛缘、佛说法度二国王出家缘等。

该窟于左右行道及后室尚存留部分壁画，左行道顶部绘法轮，两侧壁绘立佛及供养菩萨。右行道顶部亦绘法轮和本生故事，有鹿王本生、鹦鹉本生等。后室后壁绘立佛、前壁绘金刚护法。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城西约12公里的山沟中，地处雀尔达格山南麓，现有编号洞窟52个。石窟大多兴建于7至8世纪前后，部分洞窟开凿更早，可上溯至6世纪。石窟形制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毗诃罗窟，其中为僧人居住用的毗诃罗窟占总数近一半。

石窟中年代较早的有第16和23两窟，均为纵券顶大像窟，窟高10余米，今佛像已不存，主室正壁尚有造像所用的楔眼及像背、头光、背光印迹，显示第16窟应为立佛，第23窟为坐佛。

第16窟窟顶脊部两侧残存斑驳的菱格因缘故事和本生故事，中心柱两侧行道顶端绘天部，可辨识的有火天、金翅鸟，往下两侧以菱格形式绘本生故事和山林草木，后室后壁下方设涅槃台，前壁中央开龛，后室顶部绘飞天。第23窟窟顶中央凿有长方形横格，内绘伎乐天，由顶部中脊向两侧绘因缘故事，内容有坚誓师子缘，500雁闻佛法生天缘等，左行道顶与第16窟相似，绘金翅鸟天部，后室顶部亦绘飞天，两侧绘本生等故事。

这一时期壁画大致呈如下规律分布，主室券顶脊部绘诸天，脊部两侧多以菱格故事表现，两侧壁多绘佛本行经变画。两行道顶部多绘天部，往下多绘本生故事。

克孜尔尕哈7世纪前后的石窟以第11、13、14、30为代表（图115），中心柱窟为主要石窟形制，中心方柱正面开龛造像，今塑像已不存。主室纵券顶中脊绘天部，两侧绘菱格因缘故事，左右侧壁绘佛本行经变画，此外，行道壁画分布格局，与前期及龟兹其他石窟基本一致。

第13、14窟位于左右行道外侧壁出现大型方格佛本生故事画，是为新出现的形式。内容有萨锤那太子本生、尸毗王本生等。第14窟窟门内侧上方残留弥勒菩萨说法图。

约8世纪所开石窟以第31、32、46窟为代表，与森木塞姆石窟同期3窟相似，纵券顶中心柱窟仍是基本形制，也出现了向低32窟一样的方形五重套斗顶及第31窟穹窿顶。

第31窟是在原有纵券顶中心柱窟基础上，经改建而成，今仍留有部分券形结构，窟内壁画多已不存，由壁画残迹推知，右行道侧壁及后壁原绘有长方形格佛本行经变画。后室顶部绘有十余身人物形象，多袒露上身 ，亦有披饰络腋者，有交脚而坐或配有坐骑者，形象大多漶漫不可辨识。第32窟壁画受损严重，仅有窟顶的中心及东南角隐约可辨的莲花和系裙人物。

第46号窟为常见的纵券顶中心柱窟，窟顶中脊绘日天、月天及金翅鸟等天部，日天、月天均为交脚坐于双轮车上，身后绘有背光。金翅鸟为人面鸟身，口叼一蛇。中脊两侧绘菱格千佛图。

克孜尔尕哈石窟与森木塞姆石窟开凿时间相近，发展进程中风格演变相似，7至8世纪为其兴盛发展时期，两座石窟均延续较长时间，直至龟兹为伊斯兰教势力统治为主。

(三)焉耆锡克沁佛教建筑和石窟艺术

焉耆为西域城郭之一，乌夷国、焉耆国、阿耆尼国皆为其不同时期的称呼，东晋法显西行时，讲到这里佛教信奉小乘，时焉耆称乌夷国，《法显传》：“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魏书.西域》：“焉耆国……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唐玄奘《大唐西域记.阿耆尼国》：“阿耆尼国，……文字取则印度。”焉耆在唐代，其文化和宗教信仰主要受来自印度的影响。

古焉耆国位于龟兹与高昌两城郭之间，锡克沁寺院石窟位于今焉耆县西南约35公里的山间流水两岸。这也是焉耆今存唯一规模较大的石窟寺遗址。遗址分为南大寺、北大寺和石窟三部分。由于遭受20世纪初德国人格伦威尔及英国人斯坦因的盗掘，较为精美的塑像、壁画及文稿均被悉数运走，残留部分已是衰败残破不堪。

南、北大寺为当年大殿、僧房及佛塔遗址，约兴建于7至8世纪，南大寺平面呈“回”字形，殿中央台基上原设有造像，殿内设行道，供人右旋礼佛，四壁原绘有壁画，殿前造塔，大殿左右两侧附设僧房。今建筑群仅存土坯垒砌的基础，北大寺与南大寺规模相当，只是损毁更加严重。

在北大寺西北的崖壁上，开凿有10各石窟，主要兴建于7世纪前后。形制多中心柱窟，主室平面多为方形，中心柱正壁设台座，今塑像无存，留有光头和身光。柱体两侧设行道，后室呈弧形，部分洞窟还凿有涅槃台，原置涅槃塑像。主室左右侧壁上方原筑有平台，应为置放佛像所用。

平台下方壁面多绘佛本行经变画，这一题材还出现于行道侧壁，前壁门两侧绘供养人像。窟顶或绘蔓藤卷草纹样，间以描述童子嬉戏、星宿图，或绘菱格天部及本佛本行经变画。壁画风格与同期库木吐拉石窟相似，线条主要有西域的屈铁盘丝描和中原风格的兰叶描。

（四）高昌地区柏孜克里克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建于阗高昌时代，并在9世纪末回鹘高昌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延续至15世纪。这也是西域地区佛教艺术经营时间相对较长的石窟。

柏孜克里克石窟没有明确纪年，回鹘时期的洞窟有第9、15、18、20、45窟为代表，石窟形制分中心柱窟和中心殿堂窟。前者是对早期石窟形制的继承。中心殿堂窟为新出现的形式，主室平面呈“回”字形，方形殿堂内不设中心方柱，而于中心设佛台座，作穹窿顶。右窟除主室外，还开有前、后室，前室及后室作横券顶，后室由左、右行道进入，行道顶作纵券式。

壁画方面，窟顶仍以前期平綦图案为主，两侧壁绘千佛。行道新出现了本行经变画（图116），均以大型立佛为中心，一铺作品高、宽多在3米左右，一窟中有15铺之多，立佛形象显示了回鹘人的体貌特征，高鼻、小嘴、双目细长，佛衣贴体，衣纹密集，佛披挂串珠，显得富丽华贵。每铺画幅之间用单支蔓藤花卉以二方连续的形式间隔（图117）。回鹘时期出现的大型立佛造型（图118），成为该石窟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以后的石窟壁画中得到延续，而艺术表现有所衰退，画幅铺数和尺寸受到压缩，内容也趋于单调。

（五）于阗地区幸存的佛教艺术

     玄奘于贞观十八年（644）行至于阗时，记述这里有僧徒5000余人，寺院百余所，且多有荒废，无僧侣居住，相比401年法显西行此地所记“众僧乃数万人”，已显出于阗佛教发展的颓势。

     于阗也是中央政权于贞观二十二年在西域设立的安西四镇之一，即毗沙，用以南防吐蕃，该地虽地处偏远却与汉地佛教交流频繁。永昌元年（689）于阗高僧天智，偕天后于洛阳，于魏国东寺翻译《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后首实叉难陀，崇重大乘，于证圣元年（695）至洛阳大偏空寺翻译华严经等经集。武则天亲临法座，并作序文。再有于阗高僧智严于开元九年（721）以国王质子的身份来华，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说妙法决定业障经》及《尊胜陀罗经》咒、《法华经》咒等华严密教经典。于阗僧人对密教经籍的关注，应是该地宗教信仰的反映。资料显示，7世纪前后，于阗佛教造像中出现了密教造像，有卢舍那佛、四臂观音、天人、明王等，多见达玛沟以北的佛寺中。表明在开元三大士将密教带入内地以前，于阗密教信仰已颇具规模。唐初，于阗宗教画人尉迟乙僧也将西域画风带向长安，其坚韧有力的曲铁盘丝线描及凹凸渲染表现手法为中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于阗也可以看到来自中原的影响，在寺院遗址中发掘出的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建中通宝及寺院壁画中原风格的融入，均显示汉文化对这里深厚的影响。唐政权对于阗的节制，在贞元六年（790）后废止，而其佛教发展一直持续到1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