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及麦积山南朝佛教造像风格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2

南朝佛教造像对北方的影响及传播路线

   孝文帝改制以后，南式造像风格北上，影响范围甚广，远不止麦积山和青州两地。但在对南式造像风格的承袭上，与南朝步调的一致性及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麦积山和青州两地表现初较北方其他地区，与南朝有着更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成都和麦积山，及建康和青州造像之间的关系，可从南朝造像北上传播路线方面进行探讨性研究与认识。由于向北传播是由成都和建康两地展开的，对这两个中心的造像关系也一并作分析，以明晰南式造像的流布脉络。

（一） 成都及麦积山南朝佛教造像风格

  麦积山地处北方丝路古道关陇地区，与四川交往密切，其西有凉州造像风格，东有云冈、龙门，南有成都为代表的南式造像，促成其风格形成的因素较为复杂，学界对麦积山与川地的造像关系尚存许多争议。这里从麦积山及成都两地造像风格比对入手，使传播关系得以明确，进而探索出传播路线。

  地处秦州上邽县境内的天水麦积山石窟，为公元396年至416年间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后毁于北魏灭法，十六国时期的石窟遗存，在剥蚀的墙体中依稀可辨。现存早期造像多造于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其早期造像已受到南朝的影响。中印度笈多造像可经四川北上影响，同时逐渐形成的南朝造像风格也乘势北上，使北方造像风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麦积山早期佛像着装与炳灵寺、云冈县臞五窟一致来看，麦积山除受到东、西线的影响外，来自南线的影响不可忽视。

  南朝造像大规模地影响北方，是在孝文帝改制诸侯，麦积山此间佛像转型出于何时，学界尚存争议。其现存唯一保存纪年铭文的是景明三年（502）的115窟，黄文昆先生认为此间麦积山造像仍延续旧式，变化不大，并认为麦积山石窟艺术获得长足发展，是在此后的30年。金维诺先生考证此铭文，认为是重修所题，窟中壁画、造像形制均较古，不类景明年间的造像。麦积山造像在494年改制之后，是否对南式造像做出迅速反应，尚待研究。但纵观其造像风格演变的进程来看，麦积山较四川、青州显得滞后。 

  四川地区南朝纪年造像历宋、齐、梁三代，其中刘宋年间纪年像仅一件，为万佛寺出土的宋元嘉二年（425）石刻造像碑，此碑落入法国人之手，流失国外，下落不明。造像拓片刊登在《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吉村怜先生认为此碑画像内容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其中并无佛像造型，值得注意的是碑中出现了龙及飞天形象。  

    佛经中有关龙的记载：“龙者，长身无足，……首上皆有七龙头，右手执刀，左手执绢索，乘云西往。”文中描述龙有七头，颇似印度阿旊陀19窟中蛇王的七蛇王冠。中土佛教艺术中，龙皆只有一头，并有足部刻画，是对传统汉画像石龙形象的继承。 

   万佛寺元嘉二年造像碑中的龙形图案，较完好地印有龙身前半段，一足由腹部伸出，一足曲折于身后，身形同于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独龙，可以看出其间的一脉性。现有南朝佛教造像中，龙形出现极少，这是仅有的一例，由于时间较早，更显珍贵。龙的造型在北方佛教造像中较多，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及青州的北魏造像中均有出现，时间多为武帝灭佛之后，时间晚于成都，将龙用佛教造像南朝较早。麦积山、青州均出现龙首为代表，时间为北魏晚期。青州此类造型极为普遍，较早的如北魏太昌元年（532）比丘尼惠照造弥勒佛像。上述两地，龙在佛教造像中的运用，与成都地区应有渊源。 

  此造像碑另一要素，是在画面中部偏右侧出现了一例完整的飞天形象，身着天衣，以跪式游于天空，这是现有南朝飞天的最早实例。有关南朝飞天风格的发展，前文已有过介绍。四川地区飞天造型还见于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法海造像，背光尚存一身飞天浮雕造型，川地梁代背屏造像上飞天出现较为普遍。

  飞天图像是中印度两国佛教造像的共有特征。在印度，从拉姆加山、巴尔胡特及山奇的雕刻上，都可见到飞天的形象，多只表现一条腿的运动，以增加飘逸性，这种表现方式较多见于青州的背屏造像。在天衣向身后飞展及形体动势方面，可以看到南式飞天对印度飞天样式的吸收。

  北朝出现南朝式天人像的最盛期，是在北魏末年至东西魏这一阶段，此风向西影响至敦煌，新疆地区不见这类造型。从发生时间及风格的一致性来看，北朝南式天人像应源自南朝。

  成都在萧齐年间的一期造像中盛行三瓣式裳悬座。川北广元1983年出土有延昌三年（514）造像题记“释迦文佛”造像碑，主尊为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佛衣未褒衣博带式，三瓣式裳悬座。同时出现的另一件背屏式造像，主尊也为三瓣式下垂佛衣，与延昌三年造像同，应为北魏晚期遗物。麦积山三瓣式裳悬较早见于北魏太和改制以后的121窟佛弟子像，这以后至北魏晚期麦积山佛造像形式，有许多与四川茂汶造像完全相同，麦积山三瓣式裳悬时间上要迟于南朝。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则不见此风，多为外展下垂及水平下垂式佛衣，可见北方因地域的不同，对南朝造像的吸收具有选择性。通过三瓣式佛衣的南北流布，可以看出由成都经广元到麦积山，存在一条佛教造像传播路线。

  栖霞山造像一至三期均为螺发，川地萧齐纪年造像，佛均为无纹肉髻，表现出与建康不同的风格取向，四川螺发的大量出现约迟至萧梁中叶。麦积山太和改制前，佛多为水波纹肉髻，如74、78窟三佛。改制后佛衣作褒衣博带装束，且佛多为无纹肉髻，以23窟主尊为代表，显示出与川地造像的一致性。在成都，第二期造像大规模盛行的螺发，未被麦积山吸收，其仍然恪守无纹肉髻，显出与东洛相同的造型取向。

  在印度，犍陀罗地区造像多为波浪式发纹，秣菟罗地区佛像发式主要有三种：一为螺状肉髻，一为螺发，还有无纹肉髻，无纹肉髻犍陀罗系统也有。在中国，这也是早期南传佛教造像的特征之一，汉魏时期四川乐山麻浩崖墓龛楣坐佛即为无纹肉髻，魏晋时期主要见于江浙地区的青瓷魂瓶上，佛像也常用这一形式。魏晋时期无纹肉髻在北方见于凉州造像、炳灵寺169窟及云冈一期等造像。在中土这种发式南方流行要早于北方。

   茂汶齐永明元年（483）释玄嵩造无量寿佛、弥勒佛二尊像，像碑背面主龛右上角刻有榜题“无量寿佛”，其左右条石侧面菩萨应为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也是现存南朝最早的西方三圣像，北方现存此类题材造像为炳灵寺169窟第6号龛，建于西秦建弘元年（420），龛内塑有无量寿坐佛即观音、大势至二胁侍立像。有关对西方三圣造像表现的记载，较早为东晋戴逵（326—396），《历代名画记》载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同书另记：“今亦有逵手铸铜佛像并二菩萨在故洛阳城白马寺。隋文帝自荆南兴皇寺取来。”戴逵所造西方三圣，有木雕和铜铸两种，且规模宏大，体现了南朝对这类题材的热衷，从时间上看，戴逵造西方三圣要早于北方。

  四川茂汶齐永明元年（483）造像侧面条石上的胁侍菩萨头戴低宝冠，身着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宽帛由肩后沿身体两侧外展下垂，梁菩萨均为立像，跣足立于莲座上。西安路永明八年法海造像，主尊两侧胁侍为着Ⅹ形宽披帛。值得注意的是北川广元千佛崖大佛洞左壁菩萨立像，与法海造像左侧胁侍菩萨极为相似，头顶钧作双髻，着Ⅹ形披帛，宽大覆肩。广元菩萨着Ⅹ形宽披帛，还见于延昌三年释迦文佛的胁侍菩萨。麦积山这种覆肩Ⅹ形披帛，见于太和改制后的北魏中期菩萨像，如121窟正壁与左臂的比丘尼和菩萨，并且菩萨也为双髻，可以看出菩萨造像是由成都经广元像麦积山传播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