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3

四川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地南朝佛教造像

        四川现有南朝造像，相对南京、浙江等地保存较为完好，且数量较多。主要出自成都、茂汶、绵阳等地，其中以成都地区规模最大。

        成都南朝造像，以出土点计有四处，分别为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及窄巷子。万佛寺废址位于成都西门外万佛桥附近，自清光绪年以来，陆续发掘出土石刻造像，南朝纪年像六件；商业街1991年出土九件佛教石刻造像，南朝纪年像二件；西安路1995年出土佛教石刻造像八件，南朝纪年像五件；窄巷子出土两件梁代大佛头石刻。

       此外，成都市西北的茂汶县，20世纪20年代出土一件刻有齐永明元年（483）铭文，正背面雕有无量寿佛、弥勒佛像的造像碑。位于成都东北“金牛道”上的绵阳汉阙，补刻有梁普通三年（522）的佛教造像。

（一）      造像分期

         四川南朝造像由于纪年明确，数量相对较多，阶段性风格特征鲜明，为分期提供了条件。其中刘宋纪年一例，萧齐三例，萧梁十余例，北周两例。北周造像也出于成都，且与萧齐造像相承，一并纳入四川南朝造像研究。

        上述造像整体风格演变大致有以下特征：造像形式上，背屏造像由早期的一铺三身增至一铺十一身，至北周，背屏造像趋于衰落，圆雕单体造像逐渐增多，现定为北周的造像均为单体圆雕，未见组合造像。佛像方面，佛衣由厚重外展变得单薄贴体，形体表现更为明显。佛头由逐渐代替早期无纹肉髻成为主流，并由高髻螺发向低髻螺发转变。菩萨方面，璎珞由简趋繁，宝冠由低变高。

四川南朝造像历宋、齐、梁、北周，依风格变化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四川地区三件萧齐纪年造像为代表，分别为齐永明元年（483）茂汶出土的西凉曹比丘释玄嵩造无量寿佛及弥勒佛二尊像，齐永明八年（490）西安路出土法海造弥勒佛像及商业街齐建武二年（495）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多为背屏式造像及造像碑，一佛二菩萨组合，佛多呈结跏趺坐，施无畏与愿印，佛头均为无纹肉髻，肉髻较高。佛衣未褒衣博带式，表现厚重，右领襟敷搭左肘，下摆呈三瓣式下垂覆亚形坛基。

        四川地区刘宋年间造像，仅有宋元嘉二年（425）造像的背面经变故事拓片，画面中部弦月形六人并坐像，据长广敏雄先生考为六菩萨坐像，佛像造型没有出现。川地萧齐最早纪年像为齐永明元年无量寿佛、弥勒佛二尊像，其中弥勒佛坐像与西安路齐永明八年弥勒佛坐像及商业街齐建武二年观音成佛坐像风格完全一致，可以看出，萧齐初年川地此类造像风格即已成熟，一期造像上限约当宋末齐初。

          四川萧齐纪年的几尊背屏造像，主尊两侧多雕有两尊胁侍菩萨立像，这一时期菩萨头饰形式较为丰富，齐永明元年造像碑左右两侧各雕有菩萨立像一尊，分别为低保冠和束髻，西安路齐永明八年背屏造像主尊两侧菩萨分别为三叶冠和束髻，商业街齐建武二年背屏造像右侧菩萨为束髻，左侧菩萨头部残损。萧齐时期菩萨头饰有低保冠、三叶冠和束髻，至萧梁时期多统一为高宝冠。并且萧齐的胁侍菩萨均着Ⅹ形披帛，于腹前交叉穿壁，没有出现萧梁时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状璎珞。与栖霞山佛像均为螺发不同，川地一期造像少有螺发，多为无纹肉髻，至萧梁时期，螺发才逐渐成为主流，这或许暗示着影响四川南朝早期造像的因素较为复杂。这一时期佛像多为坐像，呈三瓣式裳悬座，至萧梁时多为立像，衣纹呈八字形外展下垂。在造像组合上，也由萧齐的一佛二菩萨增至萧梁时期的一铺多尊。

由上述造像因素分析，可将一期造像的下限，定在萧齐末年。

第二期：四川现有出土点明确的萧梁时期纪年石雕像，约有11件，以时间顺序例表如下：

四川地区萧梁时期纪年佛像一览表

名称

年代

出土地

题材

组合

造像形式

法海造像

天监三年（504）

西安路

无量寿佛

一佛二菩萨

背屏式造像，主尊及胁侍均站立

王叔子造像

天监十年（511）

商业街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

同上

康胜造像（图71）

普通四年（523）

万佛寺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普通六年（525）

万佛寺

释迦佛

残

背屏式造像，主尊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鄱阳王世子造像

中大通元年（529）

万佛寺

释迦佛

单遵佛像

圆雕立像

晃臧造像

中大通二年（530）

西安路

释迦佛

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释僧显造像

中大通四年（532）

不详

释迦佛

同上

同上

上官法光造像

中大通五年（533）

万佛寺

释迦佛

同上

同上

侯朗造像

大同三年（537）

万佛寺

单尊佛像

圆雕立像

张元造像（图72、图73）

大同十一年（545）

西安路

释迦多宝佛

二佛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两佛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比丘爱造像

太清二年（548）

万佛寺

观音菩萨

一观音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群像皆站立

丁文乱造像

太清三年（549）

不详

释迦佛

二佛一梵王二菩萨四弟子二力士

背屏式造像，主尊结跏趺坐，胁侍站立

柱僧逸造像

太清五年（551）

西安路

阿育王造像

单尊造像

圆雕立像，头光残

        此外，四川地区南朝造像还有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梁普通三年（522）补刻的佛像及菩萨像。重庆市博物馆藏大同三年（537）背屏式造像，雕有双立佛四菩萨五弟子二力士组合。四川大学藏太清三年（549）丁文乱造二坐佛像，均可作为辅助研究。

        萧梁时期较早的菩萨高宝冠，见西安路梁天监三年（504）法海造无量寿佛的二胁侍，此背屏造像主尊为立像，衣着及二胁侍菩萨风格与法海造像一致，王叔子造像已为高髻螺发，这也是四川地区现存最早有纪年的螺发佛像，高宝冠及螺发，为四川二期造像的特征，两件作品中的菩萨造型，仍延续了一期造像中的Ⅹ形披帛，不见璎珞，可视为二期造像的早期形式，二期上限应定在萧梁初年。

        成都地区公元556年归北周所有，其造像风格又有较大变化，如背屏造像趋于消失，菩萨璎珞装饰复杂，二期造像的下限可定在萧梁末年。这一期造像也是川地南朝造像中数量较多，且形式多样的阶段，其间出现单体圆雕造像，同时背屏造像组合增多。佛衣呈“褒衣博带演化式”也出现在二期，以这一形式出现为界，第二期造像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四川地区“褒衣博带演化式”较早见梁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可视为后一阶段的开始，另有西安路出土的梁大同十一年张元造双佛像左侧坐佛，与之类似的造像还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11及西安路出土编号为H1:6左侧坐佛。着此佛衣的造像，衣裙皆较前一阶段单薄，衣褶贴体，立佛下摆也趋垂直，不似前阶段外展飘逸。一期及二期前阶段佛衣较为厚重，下摆外展的风格仍在延续，如万佛寺梁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释迦佛立像及太清二年的观音菩萨立像，主尊衣饰均呈外展式下垂。萧梁时期坐佛，裳悬座多为八字形外展下垂式，不见一期造像中的三瓣式裳悬，菩萨身披Ⅹ形穗状璎珞，在四川出现于二期造像中，最早见于万佛寺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主尊两侧胁侍菩萨身披Ⅹ形披帛，饰有Ⅹ形璎珞，并于腹前交叉穿壁，此后萧梁时期的菩萨均披有Ⅹ形穗状璎珞。

         四川二期造像佛头发式有无纹肉髻及螺发两种，前者是一期造像的延续，后者始见于二期造像，最早见商业街梁天监十年王叔子造释迦佛像，为高髻螺发。由万佛寺唐佛肉髻趋于低缓来看，四川地区南朝佛头螺发应由高向低演化，现藏四川省博物馆诸多螺发佛头，其肉髻有高低之分，将其按高低之序排列，可发现肉髻较高脸型较长，肉髻较低者，脸型也较丰圆，可以看出由“秀骨清像”向“面短而艳”的转变，正发生在四川二期造像即萧梁时期。

       四川南朝一期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第二期初期，如西安路梁天监三年法海造像仍为一佛二菩萨，商业街梁天监十年王叔子造像组合增至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其后万佛寺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组合为一佛四弟子四菩萨二力士，普通四年后萧梁造像组合较多，并出现双佛及三佛携众多胁侍的组合。

       四川萧梁时期造像的又一特点，是双身像或三身像的出现和流行，主尊为双佛、三佛或双观音菩萨像。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张元造像，为“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四川大学藏太清三年造像，主尊均为双立佛。西安路编号为H1:6造像为三佛并坐像（图74），与张元造像风格相近，应为同期作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部分图片年代确定有误，据四川省博物馆的袁曙光先生考证，图版28,、27分别为像碑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双观音像，时间为萧梁，图版29、30分别为背面上下部分，浮雕有经变故事。吉村怜先生在《南朝的（法华经）普门品变相》一文中论述该经变故事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书中图版26造像残座与图版27形制一样，残存的双莲座上，留有双足痕迹，也应是同期双观音菩萨造像。栖霞山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时间约在齐永明年间，云冈释迦、多宝佛对坐像出现在二期最早的7、8双窟内，约完成在孝文帝初期，这一题材随风行在以后的云冈及龙门造像。20世纪50年代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量白石造像，其中北齐纪年造像中出现了双释迦佛、双观音菩萨、双思惟菩萨、双菩萨像，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隋代，其题材选择不见同期北方其他地区，而与四川萧梁时期造像极为相似，风格来源应与南朝造像有关。

        第三期;成都地区于公元556年归北周所有，由此开始四川三期造像，此间造像风格较齐、梁时期有较大变化，形体表现进一步加强，单尊圆雕取代了背屏式造像。四川第三期造像以万佛寺北周天和二年（567）菩萨残躯为例，其复杂的串珠式璎珞取代了二期造像中的Ⅹ形穗状璎珞，风格极具地方特色，为麦积山所不见，菩萨身躯表现清晰，衣博贴体，衣褶多用仿泥塑贴条技法，相同的表现技法还见于北周保定二至五年（562—565）阿育王造像，与之相似的造像在四川，较早见西安路梁太清五年（551）阿育王造像（图75），可以看出成都为北周占领后，其造像风格是二期造像的延续和发展。上述阿育王像均为立像，着通肩式袈裟，佛衣贴体，衣纹居中呈弧形下垂。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造像中还有几尊类似造型，疑均为阿育王。据袁曙光先生介绍，万佛寺诸多散落佛头中有阿育王像，作犍陀罗波浪式发髻，并雕有两撇胡须，与西安路太清五年阿育王像相同，系外来造型，可见当时对阿育王的表现是在恪守着一种程式进行的。成都在梁末至北周佛教造像风格的转变，外来影响应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      观世音菩萨造像与阿育王造像

        四川地区南朝造像题材有弥勒佛、释迦佛、无量寿佛、观音菩萨、三世佛及释迦、多宝佛等，还有诸尊阿育王造像。中国流行弥勒信仰含有上生及下生两方面思想，上生是指信奉者死后能往生弥勒菩萨的居所兜率宫，下生是指信奉者随弥勒佛于龙华树下闻法而得渡。4至5世纪初弥勒三经：《成佛经》《上生经》《下生经》相继译成汉文，与《妙法莲华经》成为弥勒信仰的主要依据。川地流行的释迦佛、观音菩萨、三世佛、千佛、释迦、多宝佛也多取自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造像题材多与栖霞山造像取意相同，以下仅就观世音菩萨造像及阿育王造像试作分析。

1.观世音菩萨造像

       涉及观世音菩萨的经典较多，流行较广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品经文也单独流行，被称为《观世音经》。两晋之际，《法华经》有两个译本，分别是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及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

        有关观世音菩萨供养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太元（376—396）年间，《系观世音应验记》十三条云：“晋太元中，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贼，本供养观世音金像，恒带颈发中。后出受刑，愈益存念，于是下手刀即折。”典籍中有关观音菩萨造像较早出自东晋，《历代名画记》载戴逵（326—396）“曾造无量寿木像，高六丈，并菩萨”。戴逵所造无量寿佛的胁侍中应有观音菩萨。佛典中有关西方三圣的记载较早见于曹魏嘉平四年（252）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无量寿佛国有二菩萨，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戴逵的造像组合应源自此书。

        现存观音菩萨最早纪年造像，出于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第169窟第6号龛内，主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与覆莲座上，左上方墨书“无量寿佛”，主尊南侧菩萨，立于莲台上，右上方墨书“观世音菩萨”，主尊北侧菩萨右上方墨书“得大势至菩萨”。时间上南方观世音菩萨造像要早于北方。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了大批石造像，其中双立菩萨不见北方同期造像，在万佛寺可找到其风格原型。

        栖霞山一期下026窟为一佛二菩萨，由于无铭文，尚无法确定是否为西方三圣。四川最早涉及观音菩萨题材的造像，出自万佛寺宋元嘉二年（425）石刻相碑，石刻画像为《法华经.普门品变相》，经变画中并未明确有观世音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吉村怜先生认为，这幅经变故事画与《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29相似，应为同时期，并认为元嘉二年这幅石刻画背面以雕刻观世音像最为可能，据笔者实地考证，书中图版28、27分别为图版29、30的正面上、下部分，雕有双观音菩萨造像（图76、图77），这与吉村怜先生的推论相吻合。图版28右下方菩萨头戴高宝冠，菩萨衣博贴体，身披璎珞，图版27右下方的力士造型，均显出四川萧梁时期造像特征，与萧齐年间造像风格不符，只是年代更似萧梁时期作品。

        四川地区较明确的观世音造像，出现在茂汶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上，像碑背面据榜题可确定为无量寿佛，其左右条石侧面雕有二菩萨立像，刘宋畺良耶舍与元嘉初年译《佛记观无量寿经》对西方三圣的组合有叙：“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力士侍立左右。”释玄嵩造像碑上无量寿佛左侧菩萨应为观世音，这也是现存南朝最早的观世音菩萨造像。栖霞山二期造的无量殿，主尊为无量寿佛，其左侧菩萨立像也应是观世音，建造时间在永明年间，与四川茂汶造像碑时间相近，信奉西方无量寿佛及观世音菩萨成为南朝佛教信仰的主流。在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秣菟罗地区多造释迦佛像，且都为菩萨名，犍陀罗地区菩萨多为释迦佛和弥勒佛。4世纪至6世纪，犍陀罗地区由于白匈奴的入侵，造像趋于衰落，同期在中印度的秣菟罗、萨尔那特及德干高原，盛行雕造观世音菩萨。5世纪初，法显为求戒律远赴印度，据《法显传》记载，在秣菟罗国，大乘教徒盛行于供养观世音菩萨像。南朝盛行的观世音信仰，似与印度中部地区同类信仰有关。

2.阿育王造像

       盛于萧梁至北周时期的阿育王造像题材，成为四川南朝造像的一大特色。阿育王（约前273—前232）为印度孔雀王朝的国王，其统治下的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并且阿育王还以保护佛教著称，被佛教徒尊为“法阿育王”。佛教在他的支持下，由印度的恒河流域扩展到次大陆各地，并传播西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传入中土有关阿育王的译籍有西晋安法饮译《阿育王传》及《阿育王经》，二者为同本异译。阿育王除大规模供养沙门，其宣传佛教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树立石碑石柱。在中土，有关阿育王寺的建造，较早见《水经注》卷23“获水”条：“获水由净净沟向东，流经阿育王寺北侧”，传为楚王英所造。浙江垠县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其中阿育王塔为慧达于太康年间入会稽鄮山寻得。《高僧传》卷十三载：“东晋咸和年间，于丹阳尹高悝，于张侯桥浦里，掘得阿育王金像，供于长干寺。”这是有关供奉阿育王像的较早记载。同书卷五（释昙翼传）传载：“晋太元十九年（394）甲午之岁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现于城北，光相冲天，时白马寺僧众，先往迎接，不能令动，翼乃往袛礼，谓众曰：‘当是阿育王像，降我长沙寺焉。’”可见，南方为阿育王造像在东晋年间就已流行，阿育王寺及塔的建筑要更早。

        南朝萧梁年间，是改造阿育王寺塔，造阿育王像的又一高峰，《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载：“梁武帝于葡萄三年（522），于会稽鄮县（旧有阿育王塔处）建木浮图、堂殿、房廊，周环备满，号阿育王寺。”《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记大同三年（537）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僧伽婆罗于天监十一年在建康译《阿育王经》，初翻日，“帝躬自笔受”。由上述记载可知，阿育王信仰在浙江阿育王寺、建康长干寺、荆州长沙寺及成都均有之，南方长江沿线流行较为普遍。四川萧梁、北周时期出现的诸多阿育王像，当得力于梁武帝的积极推动。其明显的外来特征，应与当时南海诸国与南朝频繁的佛教往来有关。

       据考古实物发现，四川在南北朝造像高峰之前，就出现过佛教造像的兴盛时期，时间约在汉至蜀汉间，被学界称为早期佛教造像时期，其造像传入途径也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阮荣春先生认为早期造像由中印度传入中土，首先进入四川、交趾，而后东传至湖北、江苏、浙江等几个南方的政治文化重心地区。这样，四川就成为较早接受印度造像的地区。

       四川佛教造像以现有实物资料龛，早期蜀汉之前的造像，与南北朝造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间隔西晋、东晋，有约一个半世纪的佛教造像空白期。四川南北朝时期最早的纪年像为齐永明元年像，且川地现有三尊萧齐年间造像，佛像均为无纹肉髻，表现出于同期建康的螺发不同的造型取向，而三尊造像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应取自建康，无纹肉髻取自何处成为问题，并且这种发式延续至萧梁年间，与同期出现的螺发并存。

        无纹肉髻在印度的中部秣菟罗地区级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均有，四川早期造像就有无纹肉髻，如乐山麻浩1号崖墓佛像，十六国时期北方造像也多为无纹肉髻，因此，川地这一发式是在恪守早期造像特征，还是受到来自北方造像的影响，国如阮荣春先生提到的因中印度笈多造像北上四川所致，尚待深入研究。以四川南北朝时期造像的整体风格变化龛，是与栖霞山造像保持一致的。由川地汉至北周造像风格来看，早期造像直接受到来自印度的影响，而在南北朝时期的风格变化则主要源自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