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造像—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3

浙江新昌大佛与千佛岩造像

（一） 新昌大佛集千佛岩沿革

  浙江现存南朝佛教造像以新昌县较为集中，这里地处天台、四明、会稽山脉交叉盘结之区，名山沃州、天姥、石城、南岩、东铆环布其中。石城山又名南明山，山中有石城寺和千佛岩两座石窟，位于县西南2公里处，均为南朝遗迹。

  今新昌地六朝时归属会稽郡剡县，东晋成帝咸和以后，朝廷发生有关僧人地位之争，几位僧人领袖从都城转向东部山区，在会稽山和剡山一带形成了新的佛教中心。剡洞的佛教就是在这一契机下繁荣起来的，竺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聚于剡东沃州、石城一带。

  两晋之际，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思潮，把魏晋玄学的争论带到佛学中来，引起佛教般若学内部学派的分化。产生有支遁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于道邃的”缘会宗“、竺法蕴的“无心宗”、竺道一的“幻化宗”及道安的“本无宗”和竺潜的“本无异宗”合一家，刘宋坛济称其为“六家七宗”。其中有六家在剡东。沃州铆山有竺潜、竺法蕴而家，石城有支遁、于法兰、于道邃三家，另外竺道一也曾长隐沃州。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为六州文物之薮。

  石城开山祖师是昙光（287—396），于晋永和初年栖止于山南石室6中，建隐岳寺，之后于法兰在石城建元化寺。至齐永明四年（486），僧护比丘又建石城寺，使石城山中隐岳、元化、石城三寺“鼎足而处”。

  僧护在建石城寺时，并雕造了弥勒大佛，据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以下简称《刘勰碑》）载僧护：“削成青壁，当于前巘，天诱其衷，神启其虑，心画目准，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克勤心力，允集劝助，疏凿积年，仅成面璞。”同碑另记：“初护公所镌，失在浮浅”，可知僧护所雕大佛近似浮雕效果。建武五年（498）僧护去世，大佛造像一度搁浅。僧淑到石城继续了僧护的事业，但因“运属齐末，资力莫由，未获成遂”。

  至梁天监十二年（513），大佛雕凿再次开工，由京城定林寺僧祐专任像事，并得到梁武帝及建安王萧伟的支持，《高僧传.僧护》记：“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僧祐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诵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

  僧祐改造弥勒大像是在僧护及僧淑功德基础上进行的。僧护造像《刘勰碑》载：“疏凿积年，仅成面璞。此外则硕树朦胧，巨藤交梗。后原燎及岗，林焚见石，有自然相光，正环像上，两际圆满，高焰峰锐，势超匠楷，功逾琢磨，法俗咸竦心惊观，佥曰冥造，非今朝也。”僧护造像只着手于佛的面部，而佛身其他部位，是取山体自然之势，未经人工雕琢，并且其面部雕造，在僧祐看来，也是“失在浮浅”。

《刘勰碑》载，僧护“愿造弥勒，敬拟千尺，古坐形十丈”，其坐像高度与僧祐造像“像身坐高五丈”也不一致，由文中“冠彩虹霓”一语，疑僧护当年所造弥勒为菩萨身，头着冠，两腿呈交脚状。

《高僧传.僧护》记僧祐改造大像：“椎凿响于霞上，部石洒平云表，命世之转关，旷代之鸿作也，……乃铲如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僧祐的改造工程浩大，并且造像因素也不同于僧护，其一，将浮雕式头像改为全身式圆雕；其二，改造弥勒头顶；其三，将原像坐高十丈，改为坐高五丈。《刘勰碑》记至天监十五年（516）“汝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

  以齐梁时一尺约合今24厘米，佛像坐高五丈约合12米。1991年实测大像：身总高（颈到趺座）7.75米，头高（包括螺髻）4,39米，两项合计坐佛高：12.14米，与《刘勰碑》所记基本相符。碑中另记：“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应指合坛基、佛高及光焰的总高度。据新昌《大佛寺志》副主编陈载阳先生说，寺内地面下挖约一公尺尚存旧时地面。现坛基高1.91米，若加地下1米，合计旧时坛基高为2.91米，约合齐梁时一丈二尺，与碑中“座轮一丈五尺”相近。若加上实际坐像高度计火焰高度，当与《刘勰碑》中“通高十丈”相去不远。

  在《刘勰碑》及北宋及咸平五年（1002）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中均提到佛有“坐高”和“立形”两项，其中“立形”高度应由坐高换算而成。清工布查布译《造像量度经》中，结跏趺坐佛由顶髻至趺座总高度以自手指量为68指，立佛高为120指，及结跏趺坐佛与立佛高度比，按佛像制造仪轨约为1:2.《刘勰碑》中“佛身坐高五丈，若立形足至顶十丈”，所呈“坐”、“立”比例正是1：2，与佛经中结跏趺坐与理想的比例一致。

  另据辨端《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载，大像“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僧祐造像姿态应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北方永靖炳灵寺169窟中有多组三世坐佛像，时间约在420年左右，均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其中当有弥勒佛像。南方有弥勒佛造像坐姿的记载，较早为《名僧传》记宋龙华寺道矫于宋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略迟于僧佑造大佛的梁普通六年，有公孙城夫妇造弥勒铜像亦作倚坐。对弥勒坐佛的表现，常见倚坐施说法印和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两种方式。 

 《刘勰碑》描述了僧佑雕凿大佛手印的过程：“雕刻右掌，忽然横绝，改断下分，始合折中，方知自断之异，神匠所栽也”。像作双手相叠之禅定相，其过程有灵应之奇。有学者认为僧佑“雕刻右掌，忽然横绝”为施无畏印，此属不吉之兆，似与“感通之妙”难以相联。结跏趺坐施无畏印也不见其他弥勒造像。现大佛两掌之间并无横绝深缝，当为后人泥塑所掩。僧佑将弥勒头顶改为“绀螺云覆”，即弥勒作佛状，饰螺发。此与栖霞山齐永明二年造无量寿佛一致。石城大佛的基本造型，南朝至今并未变化。  

   僧佑造像以后，迄今大佛经过多次维修，见著文献约有十余次，规模较大的有：第一次见《国清百录》为智顗大师临终给晋王杨广留下的三个遗愿，其中之一是“剡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杨广即在智顗圆寂次年（598）予以修缮。  

           第二次是在唐开元年间（713—741），越州法华寺高僧玄俨律师（675—741）对弥勒像重修倾力甚多，《宋高僧传》卷十四载玄俨：“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以黄金之色，镕以白银之相，铜锡铅错，球琳琅玕，七宝由是浑成，八珍于焉具足。……俨之功德不可思议者也。”

    唐末黄巢起义，殃及石城寺，武肃王钱繆“以后梁开平三年（909）始赐钱八千万，起弥勒宝阁三层，建寺三百余间。”此次记载未述及对大佛的庄严 

   第四次修葺是在北宋开宝六年（973），“忠懿王钱淑驭邦斯久，惟日是求，嗟龙像之辉光，为鼠雀之穿坏，又渥其涂彩，葺以梓材。因塑两菩萨并高七丈，俾夹侍大像于阁前。”这次维修记载在钱惟演所作碑铭中。其中胁侍菩萨今已不见，值得注意的是钱淑庄严大像“葺以梓材”。 

   1989年，大佛左臂肩及胸腹大块泥层发生塌落，露出隐在泥层里的木框架和石胎，石胎和泥层中间有木框相连接。木框架用钻孔法契樁于石胎中，再钉上直、横条目或薄板，泥层敷在木框架上，并裹以生漆苎麻布，然后进行衣褶的加工、磨光和裱金。1990年6月开始的修缮工作由“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领导进行，修缮过程中发现大佛两面颊部位也有木框，五官部位是否有木框尚不清楚。今像实为石胎木架夹苎敷泥裱金像。

  僧佑在石城寺石佛工程完成后两年，即天监十七年（518）卒于建初寺，《高僧传·僧佑》载：“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并且刘勰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也是应僧佑所邀而作，文中明确大佛为石佛。唐末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石城大佛为石像，与《刘勰碑》一致。石城大佛由石像变为石胎泥塑像，应在唐末以后。

北宋咸平五年（1002），僧辨端撰《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对弥勒造像尺寸记录甚详，“龛高一十一丈，广七尺，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之后的一次修缮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钱惟演碑中记：“州助教石湛舍钱百万，重修宝阁……县令唐白，因感灵梦，冀率邑人加檀施石氏与进士董遂良，德工舍钱八万，粉绘真相，亢工如素。”辨端记录在钱淑庄严大佛之后，石湛之前，实为对钱淑庄严的一次记录。

  宋代一尺合今30.7厘米，以此折算佛身通高十丈，应有30.7米，佛身通高十丈应指立佛高度，取其一半结跏趺坐高度为五丈，也有15.35米，显然不合实际。辨端似沿用齐、梁时期的度量，即一尺合今约24厘米，以此折算辨端测录，并与1991年勘测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如下（单位：mm）：

耳长

鼻长

眉长

目长

发际至颐长

两膝间距

指掌长

指掌宽

辨端测

2880

1270

1800

1510

4320

1080

3000

1560

1991年新昌弥勒大佛修缮工作委员会测

左耳2800右耳2520

1480

右眉1430左眉1340

左眼1080右眼1340

2960

1065

2900

1200

辨端数据集现在所测，出入主要在脸部，或因庄严描绘出入所致，从许多数据域当前一致来看，辨端的《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应视为较可靠的记录。钱淑以后，对佛像进行大规模结构变动的修葺不见记载，现在所见石胎泥塑像，应源自钱淑“葺以梓材”。前文有述，僧祐当初造像即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顶为螺发，这些因素均为钱淑保留并延续至今。

  石城寺内另一处南朝石窟为千佛岩（即千佛禅院），位于石城寺西北，千佛岩开山时间在东晋永和年间（345—356），与昙光来石城创隐岳寺同时，于法兰在石城山创元化寺，即千佛禅院前身。《高僧传》卷四载：“于法兰……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化寺也。”“于法开，事兰公为弟子，俄而帝崩（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崩），还剡石城，续修元化寺。”

  元化寺开窟造像始于齐永明中，《嘉泰会稽志》载：“千佛岩石窟寺齐永明中（483—493）建，会昌灭佛，寺废。后晋开运三年（946），知县赵仁爽重建，名千佛禅院。宋大中祥符（1008—1016）改七宝院。明洪武十五年（1382），复名千佛院。”《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二记：“七宝院，元化寺，东晋高僧于法兰建，曾与石城，隐岳鼎足而立。”

千佛岩削壁如墙，有四座互为连通的岩洞组成，龛像雕凿于中间两窟中。现所见千佛岩为大小洞窟各一：右边大窟后壁正中雕释迦佛坐像，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每区成一方块，每一方块内纵排十小龛，横排十一小龛，每区正中约占九小龛的位置雕一较大龛，龛中雕一坐佛，均庄严一新。大龛造像形体肥硕，螺发，施禅定印，结跏趺坐，衣不覆坛，与石城寺大佛相似。小龛千佛多着通肩衣。左右千佛之外侧，各雕一护法像（图66、图67），头均残损，衣裙呈鱼鳍状外展。左边小窟正壁雕有千佛，正中有释迦佛坐像龛，佛坐方形坛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裳悬座，外着通肩衣，内穿僧袛支，佛头发式漫漶不清，千佛造型均同此佛。与右边大窟不同的是，小窟所有造像均衣襞覆坛。

（二）新昌大佛集千佛岩造像因素分析

1.裳悬座

  石城千佛岩造像开凿于齐永明年间（483—493），时间属栖霞山二期，其中小窟正壁主像，坐于方形坛基上，上身修长，下垂佛衣覆坛基一半。栖霞山在二期造像中出现了方形坛基，如下022窟，时间在齐建元元年至永明二年（479—484）之间，应略早于石城。同期，栖霞山造像形体明显拉长，如下022、下021窟，这一特征也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主尊。并且栖霞山下022窟内也凿有千佛，因部分水泥剥落，可看出佛坐姿与衣襞覆坛的裳悬座，形式皆同石城小窟千佛，从中可看出建康和剡地佛教造像联系之密切。石城造像裳悬座因素的出现，证实了这一形式在南朝流行的广泛。

  石城千佛岩大窟后壁主尊及区内正中较大佛像，皆修葺一新，造型似摹自石城大佛，不同于邻窟造像，疑为后人庄严补塑。大窟内小千佛均结跏趺坐，施禅定印，着通肩衣。值得注意的是，此窟千佛衣襞未下垂，同样，出自吴郡齐永明六年（488）的维卫尊佛（图68），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梁天监四年（505）坐佛，以及现石城弥勒大佛，衣襞均未下垂覆坛，说明这种形式与相邻小窟千佛衣襞覆坛同时并存。

  现存早期南朝金铜佛中，裳悬式佛衣极少见到，至萧梁时才看到这一形式的运用，如梁大同七年（541）张兴尊造释迦佛像（图69），而宋元嘉十四年（437）韩谦造像（图70）及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像衣襞均未覆坛，仅从南方金铜佛的发展演变来看，裳悬式佛衣发生较迟。若结合南朝石窟造像因素看，栖霞山一期就有较成熟的衣襞覆坛，并在萧齐时期普遍出现在四川、浙江等地。以现有实物资料可得出，南朝宋梁年间，坐佛衣襞覆坛与未覆坛同时并存且各自独立发展。

  北方十六国时期石窟及金铜佛造像均不见衣襞覆坛的裳悬座，至孝文帝改制，北魏佛教造像吸收了南朝这一特有形式，遂使此风大兴于云冈、龙门及巩县石窟，取代了早期形式，直到东魏、北齐，衣不覆坛形式才得以恢复，多见于响堂山及安阳大留圣石窟。

2.Ⅹ形披帛

  石城千佛岩大窟，左右千佛外侧，各雕护法一尊，高一米多，立于西侧者手持金刚杵，立于东首者右手持剑。西侧护法头已不存，东侧护法头残损不可识，两护法皆着Ⅹ形披帛，交叉于腹前，披帛在肩部和下弧形处较宽，中间部分较窄，绕至肩后与下摆沿身体两侧呈外展式下垂。齐永明元年（483）四川茂汶造像碑侧面两条石上的菩萨即着Ⅹ形披帛，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490）弥勒坐佛两胁侍菩萨也着Ⅹ形宽肩披帛，北方较早出现Ⅹ形披帛是在云冈二期1、2、5、6窟中，时间距迁都不远，当与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的服制改革相关。南方Ⅹ形宽肩披帛的出现要早于北方，最迟在齐永明初年，南方这一形制就在建康、成都、新昌等地广为流传。

3.螺发

  南朝佛作螺发，较早见于栖霞山一期造像，浙江地区现存较早的螺发造像为齐永明六年吴郡造维卫尊佛，维卫尊佛是佛教小乘七佛之一。据《两浙金石志》记载这尊像道：“汉顺帝时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南朝又于此置东扬州，此石刻称吴郡或延用旧称。”此佛着通肩衣，施禅定印，结跏趺坐，无座坛，石城千佛岩开凿时间与维卫尊佛同时，其中大窟正壁大像及区内正中较大佛皆为螺发，不似六朝原物。东侧小窟千佛多为素面高肉髻，原作是否有螺发已不可知。僧祐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动工改造的石城大佛为螺发。四川地区现有萧齐时期的佛像均为素面高髻，至梁代出现较多的螺发造像，记年中较早的为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梁天监十年（511）王叔子造像。依现有资料看，浙江地区螺发的出现要比四川地区早，剡地与建康的佛教造像在题材和造型选择上审美取向更为一致。

4.禅定印与结跏趺坐

  石城千佛岩及弥勒大佛均呈结跏趺坐，栖霞山在一期及二期的大部分时期里也为这种造型。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多为结跏趺坐，施禅定印，至南北朝初期，南方仍以这一形式为主，北方较多出现说法印。5世纪中国坐禅金铜佛的显著特点是：佛衣下垂于交叉的双手下，完全遮住双腿，并且宽阔大袖遮住双膝，这一形式的佛衣并未覆坛，类似的作法见贵霜时期秣菟罗门楣浮雕佛像。栖霞山坐禅佛与同期金铜佛有所区别，结跏趺坐以右脚搭于左腿之上，右脚暴露在外，这一形式还见于石城千佛岩小窟正壁大佛。现藏印度勒克瑙国家博物馆贵霜时期秣菟罗石佛像，就具备这些特征，只是印度造像没有出现衣襞覆坛。据上述分析，可将5世纪南朝施禅定印坐佛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佛衣遮脚，但不覆坛；一是衣襞覆坛，佛露右脚。这两种形式的原型，均可在中印度见到。

  栖霞山无量寿大佛，佛衣遮脚并下垂覆坛，但细看不难辨出，原像曾塑有右脚，痕迹尚存，推想此像应与前期造像一样，为露右脚，经后人庄严掩去了。石城弥勒大佛脚被佛衣遮挡，与维卫尊佛相同，这一形制当没有垂衣覆坛。现大佛坛基浮雕有一组佛传故事，非六朝作品。《刘勰碑》中记：“座轮一丈五尺”，当时应有座轮显现，未被下垂佛衣所掩。佛像虽经后世多次修葺，佛衣未作下垂应为当初原样。栖霞山大佛集石城大佛均请僧佑“准画仪轨”，在涉及上他还是略有区别的。

  剡县地属会稽郡，东汉灵帝（168—188）末年，国都所在关洛地区陷入战乱，安世高“乃振锡江南，……后复到广州，……东游遂达会稽”，在他的三个高足中，就有会稽人陈慧。在会稽郡辖区的方志中，如鄞、慈溪县、新昌县、嵊县，均有魏晋时期建造寺院的记载。此外，魏晋时期胡俑则在浙江、江苏出土较多，其中又以浙江东北部出土最多，均为越窑产青瓷胡俑，多置于堆塑罐（魂瓶）上。鄞县就是浙江这种堆塑罐的主要烧制地。现有堆塑罐记年最早的为吴太平二年（257），即出自鄞县浦合镇。

   六朝之初，吴境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三吴及会稽最为突出，吴之军国所需大都仰赖吴会地区供应，两晋之际，会稽为北方大族聚居地，发达的地方经济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托。会稽郡东临海，沿海的？阿育王寺据载建于晋太康二年（281），天童寺建于晋永康年间，东晋时期佛像雕塑大家戴逵（326—396）及其子戴颙（377—441）也隐居于剡县。,《晋书》卷七十四记：“逵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宋书》卷六十三记戴颙：“以父不仕，复修其业……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这里素有“东南佛国”之称。

   此外，东汉时，自会稽江海至交趾的航海线已经形成，汉末建安元年（196）孙策追击，王朗欲泛舟走交州，为兵所阻，降于孙策。文献中对僧人由建康、会稽往来交州之间的记载不够明确，康僧会赤乌十年（247）由交趾到达建邺及东晋石城山元化寺，高僧于法兰西行求法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二人是循海路或陆路，《高僧传》及《祐录》均不见记，会稽地区佛教造像之兴盛除受来自内地的影响外，是否有海路传入路线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