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像—南京栖霞山石窟佛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3

南京栖霞山石窟佛像

（一）造像分期

      栖霞山旧称摄山据陈江总《金陵摄山栖霞寺碑》、唐《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及《高僧传》记载，南朝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山东平原鬲县居士明僧绍来到摄山，披荆斩棘，结庐隐居。刘宋末年法度禅师，自黄龙来到建康，并于摄山讲授《无量寿经》。南齐永明元年，明僧绍社宅为寺，称“栖霞精舍”，这便是栖霞寺建立的开端。《景定建康志》记摄山于栖霞寺外，尚有庆云寺、止观寺。存留至今，代有修葺的只有栖霞寺。《南朝佛寺志》谓：“栖霞寺至唐高祖改为功德寺，南唐号妙音寺，宋太平兴国中号普云寺，景德初仍为栖霞禅寺、元祐中改为，然至今任皆呼之为栖霞。”

      栖霞寺坐东朝西，其东南、东北为南朝石窟造像所在地。向达先生1925年对此处考察，数得石窟佛龛共计294个。造像坐落位置可分为两大块，一处为底层环绕无量殿的石窟群，一处在山顶纱帽峰一带，而以底层造像保存较好，上述造像中均无明确纪年。

   栖霞山石窟，石质属侏罗系长石砂岩，质地疏松，易剥蚀自南齐大规模雕造后，历代又多次庄严、修葺。萧梁天监十年，太尉临川靖惠王道契真如，爱撒帑臧，复加莹饰，并在天监十五年，造无量寿佛一躯，合高五丈，齐梁时一尺约合今24厘米，五丈相当于12米，此像今不见于摄山。唐以后造像庄严之事，无从考证。据向达先生考，宋宝元至淳熙年间有过柱饰庄严。明嘉靖中，郑晓重装无量寿佛及左右二菩萨，现窟内铭文多为明隆万太监补修遗留。20世纪20年代，栖霞寺僧若舜以水泥涂缮佛身，使原作面目全非，终止了人们对是佛造像的研究。随着近年水泥剥离工作的进展，原作面貌得到显现，也为着手研究创造了条件。

   依据文献记载及造像风格演变，现将栖霞石窟造像大致分为三期（栖霞石窟的编号已有多家单位做过，本文引用了南京神艺公司用红漆书于窟门的编号）：

第一期约建于晋宋之际至宋永光元年。以无量殿左边编号为下026、下024两窟造像为代表。

 下026窟，为单佛窟，穹窿形窟顶，主尊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手残缺，佛衣下垂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装衣纹集束于左肩，阶梯形衣纹，平直刀法，螺发，螺髻残毁，头后塑圆形莲花，主尊躯干短且宽，呈方形。两侧胁侍菩萨，立于圆形莲座上，头戴方形宝冠，衣饰漫漶不可识。

 下024窟，为三壁三龛窟，穹窿形窟顶，三尊主像均结跏趺坐于亚形坛基上（图59、60），佛衣下垂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装领口呈U形下垂，内着僧袛支，阶梯型衣纹，平直刀法，头后均塑有圆形莲花，主尊头，手均有残损，两侧坐佛均为高髻螺发，手施禅定印，三主尊躯干相近，短且宽呈方形，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三佛皆有两胁侍菩萨銑足跣立于圆形莲座上，衣饰不清。  

    总结这一期造像风格：均为宆窿形窟顶。佛像身躯粗短呈方形，多为高髻螺发，U形领口佛衣，有阴刻背光及头后着莲花，衣襞呈八字形覆坛，亚形坛基。菩萨着方形宝冠，跣足立于圆形莲座上。出现三壁三龛窟。  

    第二期约开凿于5世纪末的十余年。以无量殿（标号下020）及其周边下的022、下021、下019（释迦多宝窟，即南京市博物馆标号的13窟）、下004、中102、上193、上089、上148、上090诸窟为代表。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

  下022窟，宆窿顶，主尊结跏趺坐于方形坛基上，后接横长方形坛基，衣襞覆坛，呈八字形外展，佛衣领口呈U形，内着僧袛支，阶梯形衣纹，平直刀法并融有圆雕手法，高髻螺发，手残缺，头后着圆形莲花，窟壁分上下五层，满雕千佛，主尊躯干较前期明显增长。胁侍菩萨？足立于两侧，形象不清。  

    下021窟，宆窟顶，佛像造型与下022窟相近，佛衣损坏严重，方形坛基较下022窟更宽，呈现向下019窟坛基演变的趋势，佛头后枕圆形莲花。  

    下020窟，即无量殿，宆窟顶，窟内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图61），施禅定印，佛脚为佛衣覆盖，方形坛基，衣襞覆坛，呈外展下垂，U形领口，两胁侍菩萨外敷水泥尚未揭去，佛头为高髻螺发。《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描述其发式为“藕丝萦发”。据《海南诸国传》载：“……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清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这种藕茎丝的蠡形发式与佛陀32种妙相之一的“旋 发绀青”结合，当为螺发。

    下019窟，为双佛窟，穹窟顶，出现三壁环坛，正壁置释迦、多宝二佛，侧立两菩萨。两佛均结跏趺坐于横长方形坛基上，衣襞覆坛，高髻螺发，线刻背光及头枕圆形莲花。左侧坐佛，佛衣作U形领口，内着僧袛支，右侧坐佛，着褒衣博带式佛衣，施无畏与愿印。二佛右肩原有明显之孤形饰线，今已无法得见，据此二佛应外披“半披式”袈裟。双佛两侧立二胁侍菩萨，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菩萨着Ⅹ形披帛及璎珞穿璧交叉于腹前。  

晚期 ：

   中12窟，穹窟顶，三壁环坛，主尊倚坐方形坛基上，衣襞下垂覆盖正、侧面坛基，左手扶膝，右手施无畏印，佛足踩双莲，着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隐约可见右领襟敷搭右肘，左领襟斜向右下方，右肩清晰可见披有“半披式”袈裟，内着僧袛支，佛头螺髻趋于低缓，螺发。左右壁梁胁侍菩萨及力士，面相、衣饰漶漫，只见动态。雕塑方面，人体表现加强，呈现向薄衣贴体风格的转变。

  下004窟，与中102窟相邻，穹窟顶，作三壁环坛，主尊跣足立于圆形莲花座上，佛衣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左肩，头为螺发，神曲修长，旁边塑有多尊菩萨或子弟像（水泥尚未揭去），值得注意的是立佛左侧以双腿或单腿跪地的四个小跪人（水泥已揭去）。这一窟主尊在人体刻画上于中102窟有相似之处。

 上089窟，主尊经考察不似窟中原物，疑为别处移来，佛像头及右手均毁，造型与中102窟主尊极为相似，此像胸前凸起物似有带结，佛足踩双莲，可以看出这种足踩双莲的倚坐佛在当时的普遍性。

  这种三壁环坛，菩萨、力士胁侍格局的石窟为纱帽峰一带石窟的主要形式，如上160、上148及上151诸窟。这里坐佛坛基出现了亚形坛基左右削角并与正壁长方形坛基相结合的新样式，坐佛多结跏趺坐，头手及身体残损均较严重，仅可见动态。在上090窟，坛基上海高浮雕有上举一爪狮子两只。

  总结这一时期石窟造像风格：均为穹窟顶，出现三壁环坛，佛坛多为方形与横长方形，并有千佛出现。佛像躯干较一期明显拉长，倚坐、立佛及结跏趺坐均有表现，佛衣穿法也较丰富，U形领口佛衣、“敷搭双肩下垂式”、“褒衣博带式”、“半披式”袈裟并存，施有禅定印与无畏印，裳悬外展下垂。菩萨出现Ⅹ形璎珞，并有穿壁现象。雕塑方面，圆雕、平直刀法混用，造型更重人体表现，衣饰厚度较一期有所减弱，佛像躯干较一期修长，秀骨清像风格明显，造像组合也较前期有所增加。其他造像因素如护法狮子上举一爪及小跪人造型也为这一期新有。

  第三期约于6世纪初至梁天正元年（551）年间。以现无量殿前两接引佛为代表。

  损坏较重的一尊，作低髻螺发，佛跣足立于圆形莲座上，佛衣右领襟沿左臂敷搭至双肩，衣纹转折多为凸棱形起伏，对称刻于胸前，袈裟表现较厚重。另一尊形体保存较为完好，薄衣贴体，下胸腹起伏刻画细腻，衣纹塑造以阶梯式及仿泥条式手法表现，低髻螺发，着装方式与前一尊相同。两尊佛像造型相似，雕刻手法及形体表现略有不同，由于两尊造像均为单体圆雕，其最初所在位置已无从考证（一说从舍利塔旁移至此）。

  栖霞三期造像总体风格演变呈现为：造像由身躯粗短向舒展修长变化，佛着装由早期的U形领口佛衣到后来出现“褒衣博带式”、“半披式”及“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由较粗犷厚重的佛衣表现向注重人体刻画过渡，衣饰厚度逐渐减弱，进而到薄衣贴体。佛座由亚形坛基向方形及长方形坛基过渡，最终出现三壁环坛。造像组合由一佛二菩萨而逐渐增多至一铺多尊。雕刻手法也由平直刀法向圆雕手法过渡。菩萨身着Ⅹ形璎珞于腹前穿壁也出现在二期。

（二）南式造像风格的诸多先进性

1、穹窟顶

 穹窟形窟顶式栖霞山石窟唯一窟形，察看十六国时期关内几处造像：永靖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造像窟，为天然溶洞窟。秦州上邽县境，今天水麦积山，系公元396至416年间后秦姚兴凿山而修，较早的74、78窟为平顶方形窟。凉州石窟，位于今武威，修建时间应在公元412年至428年间，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面塔庙窟。沙州地区莫高窟公元366年以来乐僔、法良所建两窟，现仅见碑文记载，实物无可考证，现在所建莫高窟为受云冈影响。高昌柏孜克里克穹窟顶为南北朝末期。龟兹克孜尔石窟的穹窟顶方形窟也晚至6世纪，所以，早期西部丝绸之路上并不流行穹窟顶窟。

 云冈石窟一二期始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止，穹窟顶马蹄形窟底平面为这一期窟形主要特征，若以云冈造像承袭凉州模式，其穹窟顶却不见于凉州模式，似可考虑其他传入途径。印度石窟开凿年代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相当于案达罗王朝时期，晚期从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石窟多集中在西印度德干高原，其窟形有两类：一类是支提窟，一类是毗珂罗窟。支提窟，主窟顶为圆形半球顶，堂中心有一个圆覆钵塔。毗珂罗窟为僧人居住的僧房窟，形制多为方形平顶，至后期支提窟塔基正面开大龛造主尊大佛像，僧房窟内也供奉佛像，具有礼拜佛像的功能。云冈石窟及栖霞山石窟的穹窟顶原型似为印度的支提窟。穹窟顶石窟在中土出现似首见于南朝栖霞山。

2.螺发、裳悬座、亚形坛基

  栖霞山造像中螺发及裳悬座，也是三期造像共有的特征。螺发是印度中部地区秣菟罗造像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南传佛教造像的特征，南朝螺发较早纪年造像为浙江绍兴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永明六年（488）维卫尊佛，齐梁年间在浙江和成都地区广为流传，并影响至青州地区造像，北方流行螺发是在东魏以后，即6世纪中期，栖霞山一期造像即有螺发，当为南朝螺发之发端。

  栖霞山在一期造像中出现了衣襞覆坛的裳悬座，浙江较早此类形式出现在新昌齐永明三年（483）正面的弥勒佛。在北方，云冈和龙门出现的时间约在孝文帝迁都时期，裳悬座在印度是找不到的，四川茂汶出土无量寿佛像是已有较为成熟的裳悬座实例，川地流行八字形外展式裳悬座略迟，可以看出与建康的承袭关系。亚形坛基较早见于犍陀罗地区，北方出现亚形坛基为北魏和平年间(460—465)的金铜佛像，晚建康约30年。

3.三壁三龛及三壁环坛

  栖霞山在一期石窟中出现了三佛造像，在阿富汗贝格拉姆以东的肖托拉克地区，出土的4、5世纪的佛教雕刻中就有三佛石雕，在犍陀罗和阿富汗这种图像甚多。印度东北部圣地萨拉纳特，也出土有5世纪三佛三尊像，这一造像形式在4、5世纪笈多时期流行较普遍。汉地三佛造像当源于印度，但在规模和组合形式上要超过印度从现有明确纪年造像资料来看，我国汉地三世佛造像，较早的是北凉石塔上由七佛一弥勒菩萨组成的三世佛题材。小乘佛教通常把三佛指作过去、现在、未来三佛，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于是制造出无数的神佛系列，形成三世十方诸佛世界，也称“千佛”，这在栖霞山二期下022窟及浙江新昌南齐千佛洞均有表现。这些遗物，证明了南朝在宋齐年间（约5世纪）三世十佛诸佛信仰之盛。北方云冈在一期造像中出现了三佛，以资料显示，5世纪末“褒衣博带式”佛像在南朝的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形式，并在南北朝推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栖霞山下019窟释迦坐佛右肩原有弧线，应为“半披式”袈裟，褒衣博带外着“半披式”袈裟在成都万佛寺见于梁释迦坐像龛及佛座像。这种服饰不见于云冈，往南在山西左权第1窟开始出现这种服饰，至龙门更为普遍，如宾阳中洞、弥勒洞北洞、普泰洞、魏字洞、药方洞的正壁主尊，几乎涵盖了龙门开凿的全过程。在巩县北魏石窟第1、4窟，天龙山东魏第3窟均可见到。

5．“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

  “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在栖霞山二期的后期出现，中102窟主尊即为此服，与天龙山第8窟中心柱北壁坐佛衣饰一致，上089窟坐佛若胸确系带结，则佛衣形同天龙山第8窟西壁坐佛。这种佛衣在北朝多流行于东魏、北齐及向隋过渡的造像中。梁思成先生认为这些与前期迥然不同新形式的出现，与前期造像相距最多10余年，决非逐渐蜕变而成，而是骤然产生且传播极快，并对促使这种风格突然产生的原因表示疑问。这是涉及南北朝造像第二次大规模风格转变的重要课题。在栖霞山二期造像中出现这一形制当受到重视。

这一形制6世纪中期在中土流行有其地域性，较多出现在山东以北、天水以东的中原地区，同一期青州、建康、成都、天水等地，“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演变进入右领襟敷搭至左肩，进而收紧呈小圆领佛装，出现形似天竺通肩的衣的穿法，这里称为“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衣。“敷搭双肩下垂式”与“褒衣博带演化式”佛装的流行各有其地域性，并且共同促成了隋唐佛装风格的形成。

6.外展式衣纹及璎珞

  栖霞山一期下024窟正壁，主尊右侧胁侍菩萨立像，水泥已剥落，其衣裙下摆呈八字形外展，二期造像中，下019窟梁胁侍菩萨主像，天衣保存较完整，八字形外展方式较为清晰。与之相似的风格在同期立佛造像中也有运用，如下004窟主尊。浙江新昌千佛岩据《嘉泰会稽志》载，建于齐永明中（483—494），主窟内上层左右各塑护法主像一尊，披帛及裙襞均呈八字形外展，以上是南朝遗留时间较早的几例外展式造像。这类服饰在南朝流传较广，持续时间也较长，吉村怜先生将这种形式的衣着形象地称为“鱼鳍状衣纹”。四川绵阳汉代平阳府 君厥上，有梁普通三年（522）追刻的菩萨立像，还有苏州吴县制作的梁大同十年（544）陈宝齐造无量寿佛三尊像，都属这类衣纹的典型范例。四川这类服饰最早见于茂汶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侧长条石上的观音立像，天衣下垂呈外展式，可见川地与建康造像风格形成时间相近，关系密切。与栖霞山一样，成都地区立佛佛衣也多以外展式来表现，如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梁中大通五年上官法光造像等。虽然万佛寺造像在南朝后期衣裙渐趋贴体，下摆内敛，但南朝菩萨天衣外展式造型仍有延续，如藏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陈太建元年（569）铜观音立像。

  在北朝，外展式衣纹表现较早出现在云冈二期及龙门造像中，与南朝一样，此风格较多被用在对立佛、立菩萨及对裳悬座的处理上。并历北魏一代保持不变，出现时间正值孝文帝服饰改革期间，以发生时间看，南朝栖霞山出现要早，从风格上看，外展式衣纹与东晋飘逸的画风一脉相承，此风当形成于晋宋年间。

  关于璎珞，由于栖霞山一期菩萨中，已剥离造像细部漫漶不可识，仅能从二期下019窟菩萨像上去考察，下019窟两立菩萨像，有Ⅹ形披帛及Ⅹ形穗状璎珞，并于腹前交叉穿壁。成都地区Ⅹ形穗状璎珞，较早见于梁普通四年康胜造像碑中的胁侍菩萨，北方在云冈三期较晚造像中，流行Ⅹ形披帛穿壁现象，却不见Ⅹ形穗状璎珞，龙门Ⅹ形璎珞最早见于古阳洞正壁二胁侍菩萨，据宿白先生考，这三尊像应完成于北魏正始二年（505）以前，开凿于迁都后不久，即太和十八年以后，当晚于栖霞山下019窟。

7.造像题材

   栖霞山造像在其发展过程中，目前所能见到的造像题材大致有：一期前期有一佛二菩萨，之后出现三壁三佛，并且每尊佛左右胁侍两菩萨。二期早期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同时出现千佛，之后出现释迦多宝并坐佛，无量寿佛及观音、势至胁侍结合出现；二期较后阶段出现弥勒佛，其胁侍增为二菩萨、而力士，同期还出现一立佛众多胁侍的组合。在栖霞山第三期造像中出现接引佛，另据《摄山栖霞寺明征君》记载，明僧绍之子仲璋所造佛像不只无量寿佛，“上宪优填区，仰镂能仁之像”，优填为拘晱弥国王名，《增一阿含经》中有优填王因思念释迦佛而为其造像一事，印度佛教造像中常有出现。能仁为释迦牟尼的别称。所以当初栖霞山造像中应为释迦佛和优填王造像。

 释迦、多宝佛    云冈一期造像中尚不见释迦、多宝佛坐像，北魏此类造像较早见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塔上，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延兴二年（472）二佛并坐铜像，云冈在第二期（465—494）造像中广为流行，并延续至第三期造像，常盛不衰，这也是龙门、巩县石窟造像的常见形式。由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纪年造像，可知释迦、多宝并坐像流行在河北6世纪造像中，这也是北方流行较为广泛的造像形式。

  栖霞山释迦、多宝佛并坐像约出在齐永明年间（483—493）（图62），成都地区较早见于西安路梁大同十一年（545）造像碑，风格与栖霞山相似。从时间上看，北方出现这一形式造像要早于南朝。但在这类造像的着衣方面，北朝多为半披式袈裟，南朝多褒衣博带佛衣，南北似呈现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释迦、多宝佛并坐取自《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讲述多宝佛邀请释迦佛入坐，并敦请释迦佛为其演说《法华经》一事。《法华经》于西晋太康七年为竺法护首译，十六国时期，后秦弘始八年为鸠摩罗什译成，《法华经》连同《般若经》《大般泥洹经》式构成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陈隋之际，《法华经》成为天台宗据以立说的根本经典。此经传至南朝，刘宋时期竺道生为其作疏，名《妙法莲华经疏》，对后世影响较大，齐竟陵王萧子良、宰相王俭招名僧学人讲《法华经》，并为之注疏。建康、成都地区出现的释迦、多宝佛当与南朝流行《法华经》有关。

 千佛   栖霞山千佛的表现在下022窟（图63），围绕主尊分上下五层雕满窟壁，小千佛均施禅定印，佛衣下摆均作裳悬式，与本窟主尊造型相似，同样的千佛造型还见于浙江新昌千佛窟左侧小窟中的千佛。两地在相近的时间内造像呈现出一致性。

  三佛或可认为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小乘思想，而千佛的出现则表明大乘佛教思想的确立，佛经自西汉传入中土就是大、小乘并入的，东汉支娄迦畿所译的《阿闷佛国记》《无量清净等觉经》就含有他方佛的信仰，即确立在现在世的世界中，除释迦佛之外，尚有许多佛国世界，改变了小乘“一世一佛”之说。并且大乘佛教还认为除现在世界有十方世界，若结合过去、未来世，则有三世十方诸佛或称“千佛”，由此成为千佛造像据以表现的理论基础。

  制作三世十方诸佛所依据的佛经相当复杂，《法华经.方便品第二》载：“菩萨闻是法，疑纲皆已除，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如三世诸佛，说法之仪式。”常被引为制作千佛的依据。东晋佛陀跋陀罗于建康道场寺译出的《大方广华严经》，其中《如来名号品第四》对支畿所译此经的佛名号部分更有扩充。据日本井之口泰淳先生研究，现存《大藏经》中佛名经有14种17部，常见于石窟中的还有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佛说决定毗尼经》等。

  千佛表现较早见于4世纪阿富汗巴米扬石窟，我国较早见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炳灵寺169窟，新疆地区千佛图像约晚至6世纪。较中原北方地区晚，云冈千佛在一期造像中已较为普遍，依现存实物看，北方千佛表现要早于南朝栖霞山及浙江新昌齐永明年间分千佛窟。

弥勒佛   栖霞山在二期造像后期，主尊出现了倚坐说法佛，如中102、上089窟，应为弥勒佛，传世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国之造弥勒佛像，为南方现存最早的弥勒佛像，四川茂汶造像碑正面挈刻即为弥勒佛坐像，浙江新昌宝相寺大佛也为弥勒佛，有关南方造弥勒佛像记载，起于东晋年间，法显于义熙八年（412）东返至青州，持天竺龙华图，首创龙华寺，法显随后南下建康。南方弥勒佛造像也可由海路传入。

《名僧传》在宋龙华寺道矫“元嘉十六年（439），…….造夹苎弥勒佛倚像一躯，高1丈6尺”。将传统夹苎工艺用于佛像制作，创“夹苎行像”的为戴逵，《辨证论》卷三载戴逵为招提寺“手制五夹苎像，并像好无比”。戴氏父子活动在晋宋，《法苑珠林》卷十六载，戴逵子戴顒造会稽龙华寺弥勒佛像一事。南方自支遁撰《弥勒赞》后，弥勒信仰始盛于南朝。

  弥勒信仰约出自印度2、3世纪的北部及西北部，西晋竺法护初译《弥勒成佛经》《佛说弥勒下生经》等弥勒净土经典。4、5世纪弥勒三经与其他弥勒经典，如《妙法莲华经》一起成为中士弥勒信仰的主要依据。

 十六国时期弥勒信仰自西北陆路传入中国，期间在北凉、北魏出现弥勒菩萨佛像，甘肃酒泉北凉承玄元年（428）造高善穆石塔，塔上雕有过去七佛与弥勒菩萨龛像，为现存纪年最早的弥勒菩萨形象。中国对弥勒的表现通常有菩萨和佛两种形式，分别表现弥勒上生于兜率宫说法和下生于龙华树下成道。菩萨形象常以交脚方式单独塑造，或者与七佛并置，者在北凉石塔及云冈、龙门造像中多见。其成佛形象常以单尊或三佛形式出现。汉地最早的三佛造像见于炳灵寺169窟，其中的1、4、7、9、14、16、21号龛均为三佛，贺世哲先生考其应为竖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其中有未来佛弥勒，这样十六国时期北方对弥勒的身份已是菩萨、佛兼有。

  北魏太武帝灭佛，加速了三佛造像的发展，正如沙门统昙曜在《付法藏因缘转》第一卷中说：“敬礼无边际，去来现在佛，等空不动智，救世大悲尊”，这里的“去来现在法”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佛，由他主持开凿的云冈第17、18、19、20窟，较形象地体现了三世佛主题。北魏延兴年至隋，北方出现了多起与弥勒信仰有关的暴动，宿白先生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弥勒信仰。在此后的云冈及龙门造像中，弥勒菩萨表现不减却少有表现。直至云冈三期及龙门三壁三龛的大量出现，又恢复了对三世佛的表现。北朝后期三世佛表现较为普遍，并且阿弥陀佛取代了过去佛进入三佛主题，其三佛含义已不同于早期的“三世佛”，河南安阳宝山大留圣窟，东魏武定四年（546）造三壁三尊佛及隋开皇九年造大住圣窟，均为卢舍那佛、阿弥陀佛及弥勒佛。

  北方5世纪初至造像多以三佛形式出现，6世纪末，弥勒佛的塑造历经孝文帝执政时期的萎缩，至北朝后期又得以恢复。北方弥勒佛造像多以三佛形式出现，单尊大佛少见，单尊造像多为太和以后民间所为，且形态较小。这些造像的显著特点即多为倚坐，这是北方6世纪初弥勒造像的常见形式。南方弥勒信仰与北方有所不同，弥勒表现多为弥勒下生经中的成佛造型，对弥勒菩萨表现较少，出现时间似要晚于北方。南朝单体倚坐弥勒像，如前文所述于宋元嘉十六年已出现，并且梁普通六年（525）公孙伯成夫妻造弥勒佛像一躯，高4寸，为倚坐。倚坐弥勒在南朝流行较早，且较普遍，这一姿态象征弥勒成佛后急于走下神坛，现身于世人的迫切心情，为弥勒佛所特有。栖霞山二期萧齐末年造倚坐弥勒佛，应为存世较早的单尊大型弥勒佛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信仰在印度约兴起于1世纪以后。北方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阿弥陀佛造像，为炳灵寺169窟第6号龛，主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覆莲座上，左上方墨书“无量寿佛”，两旁胁侍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北魏无量寿佛表现甚少，云冈石窟中有第4窟南壁正光年间造像，第19窟西胁洞后壁延昌四年造像及第38窟吴天恩造像，且皆为迁都后所作，龙门出现无量寿佛也较晚，时值孝明时期。北朝晚期阿弥陀佛造像较多，与弥陀净土信仰在北方的兴盛有关，北朝末期，高僧昙鸾倡导称名念佛，并为世亲《无量寿经论》作注，大力宣传弥陀净土信仰，为以后净土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北方无量寿佛的雕造多集中出现在河南安阳石窟群，其组合多为卢舍那佛、阿弥陀及弥勒佛。另外，日本水野清一先生认为，北齐、隋石窟中，释迦佛、阿弥陀佛及弥勒佛的三壁三佛制，也是较普遍的造像形式。阿弥陀佛如何取代北方早期“竖三世”中的过去佛而进入三佛，尚待研究。

  南方现存较早的阿弥陀佛造像为宋元嘉二十五年（448）晋丰县熊造无量寿石像，四川茂汶造像碑背面立佛龛右上角刻有榜题“无量寿佛”，并且在其左右条右侧面各雕菩萨一尊。有关无量寿佛与菩萨，喜平四年（252）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均具体描绘了无量寿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胁侍菩萨的组合。据此，茂汶无量寿佛左右两条侧面菩萨应为观音和大势至，并且这也是目前所见南方最早的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造像。

   南方东晋年间有关于阿弥陀佛造像的记载，《历代名画记》讲述戴逵：“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戴逵逝于太元二十一年（396）。中原高僧道安，于兴宁三年（365）河南骚乱之后，率徒南下，《法苑珠林》卷十三记其初抵荆襄时，“东晋孝武宁康三年（375）四月八日，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圣德昭彰，擅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建康除在其永明年间造无量寿大佛，在梁天监十五年（516）临川王萧宏又造无量寿大佛，“带地连光合高五丈”。从记载来看，晋世以后，南朝弥陀净土信仰长盛不衰，未出现北朝整个5世纪无量寿佛造像的萧条局面。栖霞山无量寿坐佛应为当时这类造像中规模最大的。

   栖霞山造像在二三期均出现阿弥陀佛，三期造像中出现了接引佛（图64）。弥陀净土信仰认为，信奉者在临终时，阿弥陀佛便从西方十万亿土前来迎接，故阿弥陀佛又称“接引佛”，并且阿弥陀佛或孤身来迎或携胁侍来迎，栖霞山出现两尊接引佛并置，与佛经仪轨不符，或原为不同场所，后放置一处。《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记梁临川王萧宏天监十五年（516）又造无量寿像一躯，并“参差四注，周以鸟翅之房；迢迟千寻，饰以鱼鳞之瓦”，碑文记此大佛像被置于四注瓦顶的精舍中，疑置于栖霞寺内，现存栖霞寺正殿左侧佛龛内佛像头部，宿白先生疑为萧宏所造无量寿佛的遗迹。以寺内多为可移动圆雕佛像来看，上述两尊接引佛应为同期栖霞寺内造像。

飞天      栖霞山在下002窟窟顶出现飞天壁画（图65），为确立此飞天的时间断代，拟就隋唐以前的飞天造型风格作概要分析。

代表凉州模式造像风格的酒泉文殊山千佛洞，窟顶饶中心塔柱处绘有飞天和伎乐天，具体表现上，以红线或墨线勾勒轮廓，再用鲜艳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裙和披帛，并参用晕染方法增强立体感，与早期新疆龟兹地区石窟飞天造型有一定渊源关系。飞天形体写实性强，躯干与双腿呈90度。类似的飞天还见于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宿白先生认为时间约为凉州模式的晚期。

 这种注重写实的飞天造型，一直延续至云冈一二期造像中，也反映出凉州模式对云冈造像的影响，，，通常形体较大，披帛及形体刻画较写实，没有南朝飞天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这种写实造型的飞天，特别是在孝文帝改制后逐渐消失，代之以南式飞天造型。总体来看，飘扬夸张的天衣及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是南朝飞天的最大特征，造型飘逸，刻画上注重线条的流畅，与顾恺之《洛神赋图》风格相近。南朝现有飞天的最早实物资料式成都万佛寺宋元嘉二年（425）经变石刻拓片上的飞天造型，身体由双膝处向后弯曲，小腿及足部均被天衣掩去，天衣处北处理成莲花状，据日本学者吉村怜先生分析，南朝的这类天人像通常与“莲花”及“变化生“同时表现，以此寓示由“莲花”向“变化生”到“天人”的轮回过程。在栖霞下002窟飞天旁，同时出现有这种莲花造型。与川地类似的飞天造型还见于南齐494年建的江苏丹阳胡桥墓及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三地飞天造型相似，均由双膝处向后弯曲。北方在孝文帝改制后，吸收南朝典章制度，南式造像北上，同时北上影响的就有这种飞天造型。在北魏后期至东、西魏，南式天人像风行北方各石窟。

  约在494年前后，南式天人造型开始发生变化，以成都西安路齐永明八年法海造像及龙门莲花洞飞天造型为代表，造型在前期基础上，逐渐趋向由腹部开始向后弯曲，这可视为飞天由双膝转向由腹部弯曲的过渡形式。

 6世纪初，南式飞天造型进一步演化，形体由腹部向后弯曲已成定式，如巩县第三窟，敦煌285窟及常州戚家村墓的天人像。莲花外观及足部的掩去仍是其主要风格特征。

南式天人像影响范围较大，北至天龙山、龙门、巩县，西北经麦积山至敦煌。隋唐时期，这种南式天人像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飞天减弱立装饰性，更趋于写实表现，双足得以刻画，有向早期北方飞天样式回归的趋向。并且，飞天形体多由胸部开始向后转折，呈现“秾丽丰肥”的民族风格特征。

  栖霞飞天在形体动态上，式由胸部开始转折，具有隋唐飞天的特征，但仍保留有许多南式飞天的风格特征，如图案化的莲花形外观，不刻画足部，有小“莲花”或“变化生”的表现，也体现了早期南式飞天的特征。我们知道，佛教造像两次大规模的风格转变均出自南朝，一次是“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造像的出现，另一次式萧梁张僧繇“面短而艳”造型。应是梁以后，鉴于其仍保留有南式飞天造型因素，并未完全呈现隋唐飞天样式，可视为南朝向隋唐过渡时期的飞天造型，时间约在南朝末期。

  栖霞山造像从5世纪初至6世纪中旬，历一百余年，在宋、齐、梁三处均有造像，并且在诸多造像因素上较北方先进，这与南朝佛教的兴盛密切相关。

  晋魏时期北方多乱，僧人南渡者较多。365年，中原高僧道安、率徒南下，使中国当时北方最大的僧团流向了南方。417年，东晋刘裕攻入长安，聚集在罗什周围的僧侣除去徐州，大多南下扬都。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姑臧，“经书什物皆被焚荡，凉州僧众流入宋境者甚多。“446年，拓跋焘下”灭佛法诏“，迫使魏境沙门大批南逃。这样，散布于全国的学僧，陆续都聚集于江南，此外，晋宋建康旧有以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未收的译经集团，由此南朝佛教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

  晋末宋初南方禅法极盛，以?宾之禅为主。中国禅法始于汉安世高，吴康僧会亦特别注重，其“设像行道”开建康佛教造像之先河。佛陀跋陀罗以禅率驰名当时，其弟子慧观作《不净观经序》，宝云作《观无量寿经》，均弘定业，罽宾昙摩密多深谙禅法，元嘉元年（424）到扬都，译有《观无量佛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等禅法要籍，沮渠京声曾在于阗从罽宾佛大先受禅，于宋初至建康，译有《观弥勒上生经》《治禅病秘要经》。南朝造像重无量寿佛，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经》更被归入“净土三大部》。无量寿佛与弥勒佛在南朝造像中的流行，与南朝前期相关禅法的兴盛有关。

  汉至西晋南方佛教造像主要为墓室造像，时至东晋为金铜佛取代。宋元嘉年间，金铜佛铸造之盛，逐使政府于元嘉十二年颁布了禁铜令，但收效甚微，《南齐书》卷一载太祖年间：“大明泰始以来，相成奢侈，百姓成俗，……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其中就有“不得辄铸金铜为像”。可见宋齐年间，南方金铜佛像不仅为僧人用以行像传教，百姓也乐于铸造供养，并成为民俗传布深广。以皇室资助的栖霞山及浙江宝相寺大佛，规模巨大，与民间流行的金铜佛像同为南朝佛教造像之主要形式。

晋末宋初，由于北方地区僧人南下，栖霞山造像不排除由西北带来的影响，但在造像风格上，河州及凉州石窟造像与栖霞山造像风格相距较大，其影响也许更多在信仰的选择上，如对无量寿佛及三世佛的热衷。南方所受造像的影响应另有渠道。

   晋宋时期，天竺人建康可随舶延海路从交趾、广州、青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建康，也可由长江入海口逆行至建康，往来僧人中法显、求那跋摩均有建寺造像的记载。南朝时期，海南诸国奉南朝为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贡品中并有佛像。研究栖霞山造像风格成因，似更应关注起特有佛教传入途径，及传入地造像风格。栖霞山造像在诸多外界因素影响下，形成期自身风格，具备发展的连续性及系统的完整性，并在相当程度上对北方云冈、龙门大规模石窟造像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