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造像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4

响堂山石窟造像

    北魏政权在经历尔朱荣的“河阴之乱”后，走向解体，丞相高欢于永熙三年（534）逼走孝武帝元修，改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临漳)开始了东魏、北齐的历史。中原佛教中心由洛阳转向力邺都，时聚集了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慧光、道宠、法上等一代名僧，佛学流派也逐渐形成，为唐代佛教宗派的确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唐代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逗源自这一地区。另据载，北齐时都下建寺约4000所，僧尼约8万人，全国有僧尼200万人，都城建寺数量已超过北魏末年的洛阳及当时的南朝，其中皇室立寺有43所。

  响堂山古称鼓山，位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响堂山石窟包括北响堂及小响堂三处。北响堂依鼓山西麓北端开凿，又称鼓山石窟寺或常乐寺石窟，现存石窟9个，其中以建于东魏、北齐年间的第7窟(北洞）、第4窟（中洞）、第3窟（南洞）最具代表性。南响堂在山南，由于地近滏水，又称釜山石窟寺或磁周响堂寺，现存洞窟7个，均建于北齐，以第七窟保存较完好，南响堂在规模上远不及北响堂。此外，与北响堂相背，居山体东麓有小响堂，又称水浴寺石窟，现存东西两窟，规模较小。

  关于响堂山石窟的最早开凿年代，石窟中未见纪年题记，依据记载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建于东魏，据《资治通鉴》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东魏武定五年，547年）记，东魏大将军高澄“虚葬齐献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亡，杀其群匠”。高欢死于武定五年，实葬于成安鼓山石窟中，这样，在高欢生 前的东魏，鼓山已有石窟寺。《永乐大典》卷13824引《元一统志》记载：“高欢棺椽‘默置于鼓山天宫之傍’”，明确指出高欢墓室位于石窟中心柱顶部。

   另一种有关响堂山石窟的开凿要晚至北齐，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仁寿下赦，今置塔于磁周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不窟被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文中指出磁周石窟为齐文宣帝高洋开凿，窟内像北有高洋之墓。另据鼓山常乐寺金正隆四年（1159）《磁周武安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文记载：“文宣尝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窟，刻诸雕像，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后至天统间改智力，宋嘉祐中，复名为常乐寺。”碑文所记也印证响堂山石窟为北齐高洋所建。

  以现存实物看，高洋所开三石室应是北响堂山第7、4、3组石窟，三窟开造时间相距较近，以北洞最早，此洞又称“高欢墓洞”，中洞、南洞续之，现存第3窟（南洞）外北壁有北齐晋宣郡共唐扈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写经记，武平三年可视为三组窟完工的下限，其开凿年代的上限可定在武定初年。

  南响堂开凿年代较北响堂要晚，今第2窟外壁有隋代《滏山石窟之碑》，碑文记载：“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仰惟至德，俯念巅危，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

之岁，斩此山石，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汯翼帝（后主高纬）出京，憩驾于此，因欢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于此至窟。...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南响堂的开凿应在北齐天统元年（565），时得到北齐后主高纬的资助，并在周武帝建德六年(577)东并北齐时，遭到损毁。小响堂西窟中有武平五年（574）造像，并有“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题名，此供养人与南响堂第2窟铭文“...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中的禅师应为同一人。小响堂的开凿时间或与南响堂相近。

  南、北响堂山在外观上的突出特征是凿有窟廊的塔形窟，窟廊是对云冈二期出现的前连窟廊形式的恢复，龙门、巩县均不见这种形制。响堂山窟廊多为四柱三间式，廊柱上方凿出檐、椽子等仿木屋构造，出檐之上凿有覆体、塔刹及宝珠等。这累塔形窟仅见于南、北响堂山，为其他石窟所不见，可能石窟的开凿与皇室陵墓有关。

   窟内平面均为放行单室，依据内部结构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为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中心柱窟以北响堂北洞、中洞及南响堂下层双窟为代表，纵宽约在6米至12米之间，高约4米至8米不等，平顶，柱身宽度约占洞窟的一半，行道狭窄，方柱后部上方与后壁相连，使柱后行道高度降至约2米。中心柱上开龛情况各窟不尽相同，北响堂北洞及南响堂第2窟为三面各开一龛，北响堂北洞及南响堂第2窟为三面各开一看，这与巩县中心柱四面开龛有所不同。窟内壁凿塔形龛，其外形一如窟外出檐之上所饰。龛柱多为束莲柱，柱础承兽，柱顶为火焰宝珠纹龛顶上作覆钵，之上为仰莲、相轮、宝相花组成的塔刹。

  今北洞中心柱南侧搭佛顶上由西向东的第二个佛龛中，发现一洞穴，一般认为是存放灵柩之处，这也印证了史籍中对响堂山开造实为帝王陵葬的记载。有观点认为三石窟的开造的分别对应高欢、高澄、高洋三位高氏皇室成员，与北魏沙门统法果提出的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如出一辙，只是石窟建造又多了一层作为帝王陵寝的功用。所以要用建塔来供养，石窟外壁的覆钵丘即是塔的形象寓意，为响堂山石窟首创。

    另一类为无中心柱的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以北响堂南洞及南响堂上层5洞为代表，这类石窟平面呈方形，规模较小，平面纵宽约3米，高不足3米。前壁居中开门，余下壁面作三壁三龛，平顶座藻井中心雕莲花，四边饰有宝珠与四壁相连。

   造像方面，响堂山石窟已脱出“秀骨清像”模式，佛的造型健壮，佛头丰圆多作螺发，佛衣也由外展飘逸风格变得内敛贴体。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褒衣博带佛衣也有所变化，不见胸前带结，但原佛衣右领襟敷搭左肘的形式仍得以保留，坐佛衣襞额不覆坛。在南响堂还出现了敷搭双肩下垂式佛衣（图53），具体穿法式佛衣左领襟斜向腹部右下方，右领襟垂直下垂，继而敷搭至右肘，这一佛衣形式多见于天龙山、河北曲阳白石造像及河南安阳诸石窟北齐造像中，是为北齐独创。造像组合上龛内通常为一辅五身像、也有一辅七身像，本尊多坐叠涩座，间有坐莲花座或须弥座，弟子，菩萨多立于覆莲座上。窟室前壁和中心柱上大多雕出大面积的浮雕，为前代所不多见，其中对弥陀净土等题材的表现场面宏大，是为北朝石窟中此类浮雕表现的较早代表。

   此外响堂山石窟北齐年间还大规模雕刻有各类石经，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南、北响堂及小响堂，内容有《维摩诘经.》《胜鬘经》《孝经》《弥勒成佛经》《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等。石窟中挈刻佛经之举，始见于北魏，龙门莲花洞中刻有《办若波罗密多心经》。规模如此之大的刻经首见于响堂山石窟。唐阜在写经碑文中讲述了 此刻经的缘由，“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海收经籍，斯文必传。山从水火，此方无坏”，他认为只有石刻经文方能历久长存。另外，北齐时期大量石刻经文的涌现，与北朝流行的末法思想有关，悬无暨云：“释迦佛正法住五百年，像法住一千年，末法一万。”南北朝之初已有相当信徒认为当世已进入末法阶段，北魏太武帝灭佛，更加剧了人们对末法来临的忧虑，响堂山的石刻经文本质用意是针对末法危机，藉此希望佛法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