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石造像的造型与风格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5

隋唐石造像的造型与风格

隋唐两代，是在结束了三百余年分裂割据局面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全国大统一时代。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物质和精神文明全面兴盛的时代。此时，佛教艺术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一种新的特点和新的风格。

这一时期，中国石造像的民族风格越来越浓厚，人格化、世俗化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并且把绘画与雕塑艺术结合起来，技巧更加娴熟，人物刻画相当准确。尤其是唐代的造像，更是精致完美、绚烂成熟。虽然它们只是重复一些固定的宗教内容，但同名的佛或菩萨却不断出现不同的形象。学界称隋唐为“佛像中国化的黄金时代”。

隋代初期的作品基本接近前代风格和制作手法。稍后，尤其是开皇九年（公元589）灭陈之后，南北文化得以交流，隋代的造像在制作手法和艺术造型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佛像的头部造圆中见方，额宽而扁平，躯体宽厚丰满，衣摆平而薄。整体形态具有端庄凝重之感，刀法上已逐渐向写实技艺较高的圆线条过渡。

隋代造像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佛石像最具典型性，主尊发式呈波浪状，面相丰满，两眼微阖，嘴角略带笑意，表情祥和。身穿通肩大衣，袒胸，内衣束帛带。右掌下垂作与愿印，左掌残损，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头后浅浮雕圆形头光，上端虽残缺，但仍可见化佛三尊。佛左右各立一弟子，应是阿难、迦叶，但形象皆似年轻僧人，身穿袈裟，双手捧钵；弟子外侧各有一菩萨像，头载高宝冠，肩搭披帛，皆一手当胸抚莲蕾，一手握帛端，弟子、菩萨均有圆形线刻火焰纹头光，赤足端立于莲花座上。此五尊像后有一大背光，上饰卷云纹。造像的台座正面有一组浅浮雕，中间一力士屈腿举手托盘，盘上存莲花实之类物品；两侧有供养比丘、力士和随从人像等，持物各一，并有跃马、牛车等。此尊佛像在通体比例上显得头大、胸平，其衣褶的表示以“波浪式”浅浮雕为主，线条阴阳背向转折，颇具装饰意味。而北朝的那种阴刻的双线式则是作为次要的一种辅助性线条出现，并逐渐成为隋代佛坐像衣摆的一种通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珍藏一尊隋代彩绘石雕菩萨立像，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603年）范氏一门施造的金铜祭坛，皆属该馆镇馆之宝。试看其骨肉之匀称、身姿之绰约、气质之雍容，有隋一代佛教造像罕有其匹。专家称：“流散异域的此式造像中又以波士顿立像艺术成就最高！”

隋代石造像在艺术品市场偶有所见，亦价值不菲。曾见一尊高150厘米的隋代石灰岩雕菩萨立像，菩萨大耳圆脸，短颈粗体，头戴宝冠，眉如新月，鼻嘴轮廓分明清晰，双凤目似闭还开。上身着袒右肩僧衣，披袈裟长裙，裙裾起伏明显，璎珞繁饰，华装照人，虽手臂残缺，仍感妩媚优美。此像估价245万元。

初唐时期的石造像也基本呈现一种过渡期的特点。初唐时近一个世纪，这个时期佛教雕塑的发展是逐年上升。其前期的石造像作品在造型风格上，有的仍保存着北朝及隋代的一些审美观点。佛头部肉髻光平无纹，造型饱满健康，手法写实、概括。唐初造像总的来说，佛的面相较前愈显丰满圆润，躯体的起伏曲线亦略见清晰，跌坐之佛，其双腿虽仍藏之于袈裟之内，但能透过袈裟看到大体的轮廓。菩萨的姿势已经稍见曲侧，在表现衣纹的手法上更具有显著变化，一改以“阶梯式”为“波浪式”，这种改变不仅使造像的衣、裙织物产生了较强的美感与体积感，而县城大大增中了整个形象的艺术表现力。虽然初唐时的作品的经验和技法上尚不够成熟完美，但这些新风格、新样式的产生对整个唐代及以后造像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书中石灰岩菩萨首，高29.8厘米，即为初唐形式，发髻较短，头戴束带花冠，眼鼻口的形式并不似盛唐般以多变弧形曲线之方式表现，线条较为简洁，以块面组合为主，整体仍保有隋代风格，但又有唐代丰实饱满之形态。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麟游兴国寺遗址出土一尊唐太宗御林军刻的佛造像，佛床背镌刻发愿文曰：“大唐贞观六年，岁次壬辰，九月辛巳口十九日已刻，左武卫府院内先有石如象形，兵曹皇甫楷等合卫官人及卫士吕世威等为法界众生修治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三躯小像，并得成就，愿使过去、未来及见在苍生俱登正觉。”此显然出自贞观时代。

唐永徽二年石造像，高40厘米，宽25厘米，厚15厘米，也是初唐作品。为龛形，上部高25厘米左右，中为弥陀像；下部高15厘米，雕有护法狮子等。右侧刻有造像题记：“永徽二年三月口日，范师元为亡父母敬造弥陀像一，合家眷属共同供养。”“永徽”即唐高宗李治年号，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此造像碑现藏天津市河北区文物管理所。唐咸亨四年造像碑，碑侧刻满铭文，“咸亨”也是唐高宗李治年号，咸亨四年为公元673年，属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作品。

大约从武则天执政至五代，是隋唐造像的真正成熟期。尤其是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被专家认为是唐代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期。造像的面相，丰满圆润，鼻高目深，眉和眼、鼻和唇间距离适宜，线条明朗，给人以温和庄严的美感。佛像头顶主要为螺髻，高肉髻和右旋发髻已出现不多。造像的服饰，佛像的服饰与前期区别不大，佛座又发展出细束腰圆莲座。菩萨像服饰变化较大，头部较少有冠带，只作整齐如花的高肉髻。上身袒露，斜披珞腋，头项挂满了珊珞，有的珊珞与帔帛齐垂至腿部，下裙紧贴两腿，如出水之势，给人以身姿绰约、雍容华美的感觉。罗汉的外衣下部瘦窄。天王着戒装，力士头部不戴帽，上身袒露，挂璎珞，正着裙，并赤足。飞天着短襦，下裙露脚，腰带飘扬，活泼轻倩这是前代所没有的。造像衣纹表现技法不是单一、死板地运用前期的几种线条，而是将它们糅合于一起，根据不同的神像进行灵活运用。所造之像巧夺天工，栩栩如生，使人一看就感到是菩萨、力士或美丽的飞天。这种造像技法已不是造像技术上的进步问题，而已经上升到了艺术性的高度了。

盛唐时期的单体石造像，艺术风格上深受石窟造像影响，面相丰腴端庄，高鼻小嘴，大耳垂肩，双眼微合，似闭目凝神，而且大都上胸袒露，袈裟贴体，形体饱满敦实，雍容大度，表现出坦荡的襟怀和超脱的内在精神。此时的菩萨形象已完全转变为女性特征。并且其造型特征也由唐初的丰满变为肥硕。这都是为了“取悦众目”，以迎合世人之所好。盛唐时的天王像亦颇具典型性。此类造像多以写实为基础，同时又作了大胆合理的夸张，其形象往往是力的化身，而且表现出凝聚了强大之力而待博击之刹那间的动感，显示了高度成熟的艺术技巧。例如保利艺术馆珍藏的一尊唐代汉白玉思维菩萨像，就很值得称道。这尊思维菩萨像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为太子时，在菩萨树下静坐思维禅的形象。1972年出土于陕西陇县火烧寨的一处寺院遗址内，至今保存完整。这尊菩萨像采用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雕刻而成，其造型已不似北朝晚期思维菩萨像那们半跏趺坐，而是左腿很自然地支住面颊；右手很随意地按扶在右腿之上。整体造型格外生动自然，身体各部位的比例颇为协调。菩萨躯体丰腴而健美，具有典型的唐代特色。面部弯眉舒展，细目微闭，似正在苦思冥想，极为真实感人，堪称唐代石刻的稀有精品。

这是两尊失掉头和臂的唐代白石菩萨立像。一尊高158厘米，为汉白玉所雕造。头、左臂及右手残缺。菩萨宽肩，丰乳，细腰、腹微鼓，跣足立于莲花座上，上身略左倾，体态略呈“S"形。颈戴项圈三层。披帛，至左胸挽成结。下身着长裙，裙上持满精美华丽的璎珞，婀娜多姿，衣纹华丽。另一尊高110厘米，此尊造像，虽然头部、右臂和左前臂以及双膝以下皆残失，但仍保持着婀娜柔美的体态，能看出高超的雕刻技巧身躯的轮廓线和结构的起伏转折微妙动人，天衣和长裙的褶纹流畅，且具有轻柔软薄的质感，光洁细腻的肌肤和圆润的躯体显示出充沛的生命力，堪称盛唐石雕菩萨像的代表作。

自“安史之乱”后，唐代国运稍退，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及至中、晚唐，宦官擅权，藩镇骄横，贞观、开元之盛世已一去不复返。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水平也受到时尚的影响，日趋下降，显现出一种柔媚纤丽的风貌。中唐石造像在题材上仍上承盛唐，较多地出现释迦、弥勒、观世音菩萨，以及药师诸佛的形象，这无非是和新经典的不断译出和佛教宗教的兴起相关。在造型上，较为明显的是受盛唐丰满肥硕风格的影响，而且愈演愈甚。但中唐时期菩萨的形象，虽不及盛唐那样充满生气，却也不少富于艺术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明显的变化，菩萨不是亭亭玉立的形式，也不是“S”形构图，而是身躯稍稍倾斜，身着丽服，披巾由左肩下垂，通过左胯横贯两腿，右手轻轻握巾尾，自然地一垂一绕，既加强了胯部的弧线，又使左侧轮廓线更加生动流畅。

晚唐造像肌体的丰隆肥硕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然其制作手法则简略明朗，具有一种清雅的风格。但总体来讲，其形式基本承前且已明显走向衰落。在北方石造像依然兴盛。究其原因，除深受吐蕃和南诏及敦煌石窟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四川在绘画艺术的两个中心之一，这也为该地区石造像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艺术品市场，唐代石造像一直在石刻造像作品中唱“主角”。曾见一唐代砂石菩萨坐像，高60.4厘米，菩萨半跏趺坐于座上。头、身微侧，作“S”形弯曲。宝冠高耸，长发披肩，面部丰满，神情肃穆，若有所思，上身赤裸，身披天衣，下裙贴体，裙裾舒展掩座。整体曲线优美，造型生动活泼，保存完好，是一件唐代佛教造像的精品。估价350万元。又见一唐代石灰岩雕菩萨坐像，高121.9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