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造像的地域特征

发布时间：2019-09-02 17:16

石造像的地域特征

由于不同地区在文化传统及与外界交流等方面存在差异，石造像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还有其他地域特征。从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定州上冈子、河南西峡回车水库、山西太原古城营、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博兴崇德村、张官村及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等出土的佛造像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石造像的不同特点。

中原北部地区

中原北部地区石造像。这一地区包括今山西大同及周边、河北保定、定州等地。该区域背屏式造像分三个发展阶段：北朝至隋开皇时期，背屏一般通到座下缘。座多为长方形，或身座连接，或身座组合。隋仁寿年间至唐代，背屏一般置于高亚形座的上部，用背屏刻诸多内容的功能大为减弱。五代、宋元时期，旧有的花辨式背屏已罕见，代之兴起的是类似山峰状的自然形背屏，主尊由唐以前的佛、菩萨转化为菩萨、罗汉。因这一地区分布着质地精良的白大理石和石灰岩，故而成为圆雕造像发达地区。其中以北齐至隋开皇年间的圆雕造像最为发达，人物面形圆润，躯体健硕。唐代则融汇了西北地区的先进因素，愈显成熟，尽善尽美，无以复加。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实物最能代表一地区石造像的特征。

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

修德寺遗址的石造像是1954年发现的。最初发现者是一位叫唐文狗的农民，以后经文物部门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石造像2300多件，其中有纪年的247件，年代最早的是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公元520年），以东魏、北齐、隋代作品居多，年代最晚的为唐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多为小型单体像，一般残高约20-30厘米。从造像的纪年和损坏情况来看，可能是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废佛时打坏埋入土中的。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破，但较之河北响堂山（河北邯郸）、天龙山（山西太原）石窟被毁殆尽的东魏、北齐像，它们更能展现那一时期的佛教雕刻的艺术风貌。从诸多造像的面容来看，北魏的慈祥严肃已逐渐为唐代的平易亲近所取代。修德寺遗址出土石造像所用材料，绝大多数是曲阳当地所产的白色大理石（即所谓“汉白玉”）。洁白光润，因久埋土中，浸染一层黄土的淡赭色，益觉有蜜蜡状的柔润半透明感，更增加了美女型的菩萨、天女形象的艺术魅力。这里出土的石造像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北省博物馆中。

唐(618～907年)    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

这尊菩萨虽然残缺，但仍表现出了惊人之美。菩萨体态略呈富于变化的“S”形，周身线条的韵律感，光洁细腻的肌肤和圆润的躯体，显得自然、生动、优美，给人一种艺术上的震撼力。这种菩萨立像着意于对人体官能美的刻划，形成了鲜明的盛唐风格。唐朝是佛教兴盛的时期，有玄奘西行天竺取经，也有鉴真东渡日本宏法。除思想外，在其它的艺术、技术等领域，唐朝人无不是开通风气的先驱、传播文明的使者。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其造像具有了强烈的中国情感，融入了中国世俗的审美趣味。

中原东部地区

中原东部地区石造像。 囊括山西、河南以东的大部，这里是造像碑艺术的首要区域。蟠螭额造像碑占有重要地位，塔式造像碑基本见于该地区，一般圆拱顶造像碑发达，扁平长方形造像碑较少。造像碑多采用高浮雕技法，线刻相对少些。艺术表现上，与汉民族农耕生活关系较密切的装饰纹样发达，衣纹表现刚劲。尤其是山东沂蒙山北部以青州为中心的区域，在碑的形制和龛像布局上，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一般不开龛，在碑面高浮雕造像，主尊像多刻重环带状纹的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之外往往雕刻背光。在背光或碑面外缘，常于中央部位刻青龙，青龙外侧刻飞天。古青州一带的背屏式造像极为精美，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盛极一时。背屏呈丰硕的莲瓣状，下附长方形座，多在座前刊刻造像记。主尊像附重环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身光。背屏外缘上部中央刻青龙，青龙外下缘刻飞天若干身。今天，我们从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中颇能看出这一地区石造像的总体面貌。

1996年10月上旬，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南邻龙兴寺遗址清理出一大型佛教造像窑藏，窑藏内出土各类佛像2000余尊。根据石造像质料不同，可区分为石灰石、汉白玉、花岗石等三个不同品种。造像的时代，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五百余年，其中，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数量尤多，所以在其石像的形体造型等方面，均明显表现出北朝佛像的时代风格，并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其雕刻刀法为平直刀和圆润刀。造像碑均以三尊像为主，也有除三尊外，另加两弟子的造像碑。在胁侍与本尊之间有栩栩如生的飞龙，飞天生动活泼。单体造像无论是佛像，还是菩萨像，其面部、手、足、装饰品加工都极为细微，形象逼真。这批造像大部分保留彩绘或贴金，其中有几件小型造像本尊的面部、胸部的贴金至今保留完整，令人拍案叫绝。这也是该地区造像特征的一个具体表现。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石造像。包括关中平原、陕北高原和宁南、陇东山地的广大区域，这一地区流行扁平长方形造像碑，一般为圆拱顶像碑和蟠螭额像碑，在形制、龛像布局和人物服饰上，演化较为缓慢，线刻附减地平雕技法应用比例极高，反映西北风情的骑马供养人和牛马较为常见。关中和陕北地方北朝时期尤流行一种高头长颈式样的人物造型。圆雕造像在西魏以前罕见，北周至盛唐时发达。采用石材既有青石也有白石。

唐代西北地区还有另一种风格的石造像，也有一定的典型性，这种风格以安国寺出土的佛像为代表。该寺本为唐节愍太子之宅，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施舍为寺，唐代的绘画大师尉迟乙僧和吴道子俱曾在此描绘壁画。安国寺发现的造像出于地下千米多深的窑穴中，推测为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时所弃藏。唐初密宗由印度达摩笈多传入长安，后经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印僧努力，始在中土渐传。由于仪轨繁复神秘，在盛唐至晚唐风行一时，旋即在汉地衰落。这里出土的马头明王像怒目圆睁、双牙上翻，手中各执法器，背光为舟形。圆雕佛像细腻，与粗犷不规则的底座相配，相得益彰。这批造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长江流域石造像。主要包括成都一带和苏南地区。已知造像碑数量稀少，且均为南北朝作品。成都一带有一种造像碑继承了成都汉画砖的形式，另有一种形式为主尊高浮雕、周围没龛，显然是受北方造像碑的影响而产生的。背屏式造像具有清新隽永的情调，人物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神的色彩比较淡漠。圆雕造像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人物造型亦给人一种温和的情调。南朝已出现成熟的写实作品，至盛唐时期最多。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实物中，可略见概貌。

万佛寺遗址

万佛寺遗址出土的石造像，见于文献记录的是在一百多年前，其后屡有出土。新中国成立后，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又进行挖掘。这一地区的造像大者是红色细砂岩雕成。粗略估计，出土达万件之多。其中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有200多件，有纪年的45件。除了久已流失国外的有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的净土变相浮雕外，现存年代最早的是南朝梁普通四年（公元522年），其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中大通五年（公元533年）、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中大同三年（公元548年）、北周保定二至五年（公元562年-565年）、天保二年（公元567年），以及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菩萨像等。据北宋黄休夏《益州名画录》，知万佛寺曾遭唐武宗会昌五年（会元845年）废佛之厄。此遗址出土的时代较早的造像，其衣着装饰富有南朝意味； 大同三年的释迦立像等，有北朝造像的影响；北周以后的造像，则糅合了北方浑厚、质朴的古风和当地的传统，形成一种面目圆润、造型丰腴挺秀的新风格。

四川博物馆藏一件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佩颈圈，一着裙，肌肉怒张、有力。金刚力士，是佛教的护法神。这躯石雕像，虽然头颈部和手臂已有残缺，但从他袒露出的块状肌肉和扭动的身躯，仍可想见其筋肉隆起，须发奋张、怒目圆睁，一手紧握金刚杵，一手握拳做出击之势的凛凛威风。石刻金刚力士像，是一个健壮有力的典型形象。透过那怒张有力的肌肉，和雕刻切削平直如刀的衣裙，显露出蓬勃的生命力和雄健刚劲的气势，是万佛寺石刻雕塑的艺术珍品。

唐石观音菩萨像（万佛寺出土）

另一馆藏倚坐观音菩萨像，发辫四束披肩，头戴三珠冠、璎珞粗大繁丽，坐于束腰高方座上，座下设莲花足踏，整体作风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的唐代造像相近，显示了南北造像风格的交流与融合，也集中代表了这一地区石造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