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看为何需要佛像造像艺术？

发布时间：2019-09-03 14:37

商业资本横流的都市，最不缺这样的人——一双眼阅尽千帆不动神色；一张嘴言辞圆滑滴水不漏；扫过衣领的标签、手表的价格、鞋子的款式，不着痕迹的几眼打量，便能给人贴上标签，计算出对方强弱，像是丛林动物确定自己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世俗社会，被分出三六九等，衡量的标尺里，钱权当道。是，有钱真好！有权真好！然而，有一种纯粹的平等和安宁，却无法单纯以钱权营造。

在佛前那一刻的众生平等，没有富贵贫贱，没有男女老幼之分，在佛祖拈花微笑的俯视中，只有芸芸众生。你和我，与一朵花一只云鸥并无差别。

人们见不到佛，便铸造了佛像。

然而，在佛教起源的古代印度，人们认为雕画佛像是冒渎神圣的事，仅仅以佛法、菩提树、足迹等标记象征佛。

心中有佛，但是无形象可以膜拜，并不利于佛教在民间传播。于是，公元 1-2 世纪，处于中亚，国力强盛的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佛陀塑像，这种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而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称为犍陀罗艺术。

有寺便有佛像——在寺庙中供奉佛像的风气，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流行到河西和中原。北魏的佛像多受到欧美藏家追捧，大多在海外成交。这种具有明显深眉高鼻特征的佛像，身体骨骼构造、肌肉及衣服纹理等塑造特征与欧美雕塑审美一脉相承。

直至公元 452 年，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下令复兴佛教，倾全国之力建造武州山石窟，后来称之为云冈石窟，佛教才又逐渐兴盛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造像艺术的大发展时期，虽然受到灭佛运动的冲击，但因为时事动荡、皇室信仰的影响，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传播之兴盛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时期往往文化大繁荣，比如春秋战国、比如魏晋南北朝。乱世中一切价值要重新评估，士族和贩夫走卒同样惶惶不可终日，佛教以妙法玄理和报应轮回安慰着在战火中挣扎的众生的同时，也在中国扎根壮大。

于佛教建筑艺术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高层佛塔，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

隋代的菩萨多颔首挺胸，婷婷玉立，姿态曼妙优美，无论佛与菩萨皆衣薄贴体，纹饰处理上大幅度简化，只在与佛像或菩萨身姿相映衬的线条上作表达，造型更趋写实。从隋、唐开始，便盛行一手持柳枝，一手持净瓶的观音造像。观世音遍洒甘露法水，令众生了悟菩提，是为慈悲为怀，普洒佛法。

如观音立于莲花台座，下承一六方开光底托。右手持杨柳枝，左手下垂持甘露瓶，颈戴项链，腕穿手镯，下身裹裙，发束高髻，中有一阿弥陀佛像。此类观音菩萨立像为典型唐代作品，菩萨脸圆带方，眼下视，鼻翼宽，嘴型阔，表情平静祥和，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笑容转变为自省而内敛的笑意。让人感到既有出世的超然与神圣，又有入世的情怀与亲近。

唐代，封建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统一，佛教艺术也空前的实现高度融合一致，体现在佛造像上便是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原审美的唐代标准，通常无论佛及菩萨均符合人体比例，服饰轻薄，佛造像的外在造型同样体现出内在精神和个性，可视为中国高古雕塑艺术的巅峰。由于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的佛像面部都非常丰满，鼻子高高的，樱桃小口，身材都是以胖为美，经常讲，唐代的宫女像菩萨，菩萨像宫女。

汉传大多受到犍陀罗等集中造像风格的影响，造型相对简单，人物敦厚温和，大多一头二臂；藏传主要接受印度密教等艺术流派，以愤怒形象居多，多为多面多臂或异类身形，坐立舞等姿态各异。

因为年代、风格、佛教宗派等不同，有些人观赏佛造像的时候，有时会分不清佛和菩萨，其实从坐姿可以判别一二。

一般来说，全跏坐（或称结跏趺坐）为如来坐，半跏坐为菩萨坐。

结跏趺坐：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诸佛皆依此而坐，故又称如来坐、佛坐。

半跏趺坐：即单趺一足，跏于另一足上之安坐法，半跏趺坐亦称菩萨坐。其中半跏思惟坐仅有一足上盘，另一足垂放而下，一手指颊、低首侧身的冥想沉思状。

金刚总持又称执金刚神，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本初佛、原始佛，尤为噶举派所尊崇。形象多见手执金刚铃及杵于胸前，代表智慧与善巧的结合。

菩萨塑像优雅，慈眉善目，赤足安立，左手施触地印，右手则持莲蕾上举至肩。顶有肉髻，头戴五叶花冠，发绺披肩，双眼垂视，嘴带微笑。身缠众宝璎珞，踏于莲台法座。光背边缘锤绕卷草纹样一圈，上下沿则饰以细密连珠。手脚及面部见肉泥金。

所谓“见肉泥金”，就是佛像泥金脱落露出的底。一般古代鎏镀金厚，成色发熟黄，手脚、面部、前胸、盘腿膝盖、胳膊肘、衣摆等人手抚摸处，多为金脱落后发自内胎的氧化铜黑底，肩弯、衣褶处多有积尘包浆。贴金、涂泥金佛像更易脱落。观察见肉泥金也可佐证佛造像真伪。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工匠、佛画作者反映在佛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富含汉民族心中“福相”特征的佛和菩萨形象。

顺治时期，世祖皇帝特邀格鲁派的五世达赖来访北京。五世达赖接受了邀请，于 1652 年出发，在北京逗留了近两年后回到西藏，期间收到许多清廷赠与的礼物。此件缂丝六臂大黑天唐卡不但具有格鲁派造像的特征，其作工精美细致，用色明亮多变，极具宫廷风格，非常有可能便是当时赠送给五世达赖的皇家礼物之一。

除了佛造像，还有法器。

普遍意义上，在宗教寺院内、修行之人，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所用器具或具有一些特殊功效的器具都可称为法器。佛法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使之不再普通，也在收藏市场颇受瞩目。

金刚杵原来是古印度的兵器，后被密教吸收为法器，象征着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与法铃一起使用有阴阳和之意。

法铃是喇嘛诵经作法时一刻不离手的法器之一，有碰铃和金刚铃等。法铃上半部分相当于佛身，下部相当于佛语，金刚于其心中，有惊觉诸尊、警悟有情的意思。

以上两件属于藏传佛教八大法器，还有用于佛教庆典、宗教仪式的法鼓、象征法音的右旋法螺、一般以菩提子制成108颗的念珠、辟邪护身可携带的嘎乌盒、用以祈祷诵经的转经筒、供奉祭祀用的酥油灯。

汉地的佛具和法器虽然各朝各代各有不同，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曲生吉，直生煞”的观念一脉相承，有“忌方直，尚圆融”的典型特征，具有庄严朴素的普遍审美。

有明一代的皇帝大多尊崇佛教，只有嘉靖帝信道教，在他统治期间，许多佛寺经阁荒颓失修。隆庆皇帝时，曾下令修葺两经厂，然而事业未竟便薨逝，其贵妃——信佛的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继续完成先帝遗志，自己出资命司礼监太监冯保修建护国万寿寺。

汉地佛教法器除少数装饰精美的器物外，更多的为素器，法器 素朴、清净、不重雕饰的装饰风格体现了佛教审美中“禅”的意味，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勾画罗汉的青花盖钵。

清代宫廷中有很多佛堂，大部份都建于乾隆时期。笃信佛教的清朝皇帝平日都习惯抄写经书，尤其乾隆皇帝无论国事多么繁忙，都会坚持每日抄写经文。

佛教自两汉之际进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一方面有佛法佛理适应本土化发展，一方面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追捧和支持。反观发源地印度，公元十三世纪初，佛教已在印度消亡，而最初的小乘佛教在中国却适应发展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而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像雕刻开始盛行，所以大乘经典中有许多关于造像因缘及其功德之记载。佛教兴盛推动寺宇、佛像广布，而礼佛寺庙、佛像的发展又促进了佛教的深入人心。

在佛法中，与最初弘扬“真善美”理念相比，“西方极乐世界”“鬼神报应”似乎更加深入人心，当时人们认为修补佛像胜造七级浮屠，可谓最直接积累福报的方式。所以，佛造像与一般工艺品不同，虽然在今天的资本市场被大大低估，但是其艺术价值、历史人文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每尊佛造像，都是古人对佛的崇敬和虔诚皈依，供养人耗尽财力，工匠用尽力敬造，这是功德。另一方面，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言，佛家思想已经融入日常，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