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在晋代的发展与寺院建筑模式的变化

发布时间：2019-12-05 22:08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当权者的支持，二是时局混乱。晋代佛教和道教的发展过程，就是如此。随着佛经翻译的增多，佛教也就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到了三国中后期，少数汉人，主要是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开始冲破不许出家的禁令，皈依佛门。当时兵荒马乱，战争不休，人民的赋税、徭役、兵役很重，因此，到了三国末期和西晋时期，汉人出家逃避赋税的逐渐增多。西晋末年，仅在首都洛阳，就有佛寺42所，建筑规模首推白马寺。长安也有很多佛寺。当时北方以洛阳、长安为中心，全国共有佛寺180所，僧、尼计3700余人；南方以南京为中心，共有佛寺100所左右；西南地区仍旧很少。这些佛寺的建制基本上仍仿白马寺，只是规模较以前为大。

社会动乱对佛教的影响

东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中原地区，连年战争，人民的赋税、徭役、兵役负担极为沉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极为残酷。人民为了逃避苦难，一是起来反抗，二是投奔佛寺。因此，当时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佛寺与僧尼的数目，都是迅速增加，佛寺的建制也开始发生变化。

统治阶级的支持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在十六国中，提倡佛教最甚的是后赵、前秦、后秦的君主。后赵国君石勒尊礼天竺名僧佛图澄，凡军国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加封佛图澄“大和尚”称号。僧人称“和尚",自此开始。石虎对佛图澄更加尊宠，赐以绫锦袈裟和雕辇；朝会之日，召引升殿；令司空李农朝夕问安，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因此，百姓纷纷信奉佛教，营造佛寺，竞相出家，以致真伪混淆。著作郎王度主张恢复汉魏旧制，禁止汉人出家。石虎以自己出身西戎，佛是戎神，应当信奉，汉人愿出家者听之任之。于是，出家的人越来越多，佛寺也随之猛增。在后赵国，教以邺城、襄国为中心，佛寺也以这两地为最多

前秦在苻坚统治时期，大力提倡佛教，尊重沙门道安，称为“安公",命与同辇。后秦主姚兴非常信佛，对名僧鸠摩罗什奉之若神。罗什在草堂寺讲经时，姚兴带领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前往聆听。给予鸠摩罗什优厚的物质待遇，并赐宫女、使女十余人。因此，佛教在后秦境内很盛行。在十六国后期，邺城、长安、姑臧、敦煌是北方佛教的中心，也是佛寺最多的地方。由于十六国旋兴旋灭，时间短促，故史书都没有当时佛寺及僧尼的统计数字。

东晋时期南方佛教发展的盛况

在东晋统治下的南方，由于明帝、穆帝、哀帝等都信仰和提倡佛教，佛教也很快地传播开来，形成江州庐山和首都建康两大中心，佛寺也因此激增。庐山著名的佛寺有东林寺、西林寺、

上化成寺、崇福寺，均系名僧慧远创建；他在今九江市甘堂湖北还建有龙泉精舍。在庐山西大林峰南，东晋时建造的佛寺有上大林寺、中大林寺、下大林寺。在建康，著名的佛寺有道场寺，是当年名僧佛驮跋陀罗、法显等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之处。在建康城内外，还有不少佛寺。

佛教建筑汉化的渊源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佛寺数目较以前增加了许多。但是，没有那么多的“舍利”来供应新的佛寺，于是，原来供奉的“舍利”的佛塔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供奉佛像的佛殿逐渐成为全寺的主体建筑。这些新的寺庙，有的创建于官府，有的兴建于私人。而私人所建的佛寺，又因各人的财力不同，规模也就有大有小，从而打破了原来的统一模式。总之，从佛寺建筑的布局与规模来讲，东晋十六国是新旧交替的开始，也是中国化的开端。

当时出家的僧尼，生活费用仍由官府或施主供给，不需化缘乞食他们除了早晩念经拜佛，主要是习经、坐禅和做工；高僧主要是译经、传道(即讲经说法，进行传教)。例如鸠摩罗什就翻译过很多佛经，并著有《实相论》二卷。慧远、佛驮跋陀罗、法显等，都翻译过许多部佛经，并且经常讲经传道。北方个别的高僧，还参与国家大事；有的沙门如吴进，甚至为虎作伥，帮助少数民族统治者迫害汉人。南方沙门与其唯一区别，就是不参与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