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由单纯的宗教崇拜偶像而成为受人青睐的收藏品和观赏品，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始于清朝早中期。随着清代金石考据的兴起，佛教造像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开掘和认识，并且逐渐受到美术界的重而登上艺术的殿堂。
清宣统年间上海出版的《神州国光集》中，录有庞芝阁藏东魏武定三年石造像的拓片，上面有清初画家恽南田的题识。题识对造像的缘起做了分析，之后又记下该造像的风格、文字、归属。其中说道：“此石龛释迦像一尊，坐（座）下字三面，计十四行，每行四字，尾行只一字，统五十三字，为魏武定三年，当是宣武年号，观其字体古拙，犹存汉魏遗风，是像今为蟾一吴子所得，以此拓片见贻，余喜，遂装成并记于上。”最后落款是“康熙乙丑秋七月廿又四日，东园客寿平“。寿平即恽格，生于1633年，卒于1690年，别号南田，一号东园客等。入清以后，以绘画为业，为“清初六家”之一。又兼工诗书，题句清丽。由于他一洗前习，别开生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然而该石造像的拓片是否出自康熙年间、恽寿平的题识是否可靠，尚存疑问。因为恽的题识话语与嘉庆年间王昶《金石萃编》的相关内容大体相同，而王昶的话是他自己的结论，恽在前，王在后，恽的题识很有可能是清末人伪托的。
至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一书，虽涉及单体石造像，但仅存条目，更未将其引入收藏品、艺术品的范畴。
目前学术界普遍公认的是，石造像的收藏与研究起于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之际。生活在乾隆年间的经学家、金石学家毕沅对其所见单体石造像逐躯进行著述，此人对专题著录石造像具有开创之功.
乾隆以后，单体石造像不仅为一些人所倾心收藏，而且已成为金石学家鉴赏的对象。乾嘉时学者王昶以五十年之力编《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在该书中就著录了大量的石造像，其中尤以造像碑为多，并附《北朝造像诸碑总记》，对北朝石造像的雕凿情况及特点做了分析。在谈到石佛造像的兴盛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时，王昶[chǎng] 在该书卷三十九中精辟地指出：“盖自典午之初，中原板荡，继分十六国，沿及南北朝齐周隋，以适唐初。稍见平定，旋经天宝安史之乱，干戈扰攘民生，其间荡析离居，迄无宁宇，几有尚寐无讹不如无生之叹。而释氏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上升兜率天宫说诱之，故愚夫愚妇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余年来，浸威风俗。释氏谓弥陀为西方教主，观音、势至又能率念佛人归于净土，而释迦先说此经弥勒则当来次补佛处，故造像率不外此。”
其后，《金石续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补校《金石萃编》的著作，以及叶昌炽的《语石》、张呜珂的《寒松阁题跋》等金石和鉴定专著，均有对石造像的记录。《寒松阁题跋》收入石造像跋语数条，如东魏武定八年杜文雍造像、杜照贤造像、西魏大统十四年造像等，对这些造像的雕凿年代和出土地点进行了深入考证。作者在《东魏武定三年造像跋》中，还对当初恽南田的题识提出质疑，给予纠正。他说：“此释迦像尚在国初出土，南田昔衣得拓片而题记，以为时方干戈扰攘，民不聊生，结语边地众生普同成佛，其祈福之心，蔼然见于言表。惟‘武定三年’，岁次乙丑，系东魏孝静帝改元年号，即梁大同之十一年也。南田翁云宣武年号，考宣武帝建元景明，后改正始、永平、延昌，四元而外，并无武定，殆误记耳。鲍氏少筠摹刻《金石屑》中，亦未考正，不无疏陋。”当时，金石学研究的重心和目的主要在于证经补史，很多人为通古大儒，与佛教思想有一种潜意识的隔阂，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佛教造像的纵深研究。
清末民初的著作《关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山右石刻丛编》、《山左仿碑录》、《关中石刻文字新编》等，依然是从金石学的角度研究石造像。近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以及后来朱剑心所著《金石学》等，都将单体石造像作为金石学的一个专项加以叙述。王懿荣《天壤阁杂记》还以亲眼所见，对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掘出残石佛像百余的史实做了记载。他说：“成都西关有万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蜀碧》所称献贼凿去者也.”王懿荣自称出私囊拣得有字残像三尊，‘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拣得残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苏石、川石、本质松，此又经火而复入土者，须甚护惜’。于是他用船只将其购得的石造像统统运往山东福山老家收藏起来。王称所谓“献贼”乃指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据史料所证，砸毁万佛寺石造像并非张献忠所为。
那一时期，不光王懿荣收藏单体石造像，大江南北不少文人，如罗振玉、郑文焯、童大年诸人，均喜爱这类藏品。民国年间东南日报社出版的《金石书画》特刑中，常刊出单体石造像照片或拓片供世人欣赏，其原物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私家藏品。如梁顾廷谦陈宝齐造像、南齐维卫尊佛造像、魏王元夫造像、梁中大同慧影造像，为淮阴陈氏石墨楼所藏；北周夏信纯陀造像，为会稽顾氏金佳石好楼所藏；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北魏比丘法光为弟刘桃扶造像，为杭州童氏绿云山房所藏。这些单体石造你早 皆经名家考证和题跋，有的藏家本人对自己的藏品也做出评价。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的收藏者童大年为该藏品题记道：“此像系近年洛阳出土者，已巳[sì] 岁仲秋得于海上，供奉绿云庵中，郑大鹤尝谓造像之足于史者至可宝贵，况此大名鼎鼎乎？涂金虽已剥蚀，而石质细润如玉，亦非凡品，尤足称已。”北周夏信纯陀造像的藏家题记为：“民国七八年间陕西出土，京贾鬻于沪而转入粤，丁卯，余得之番禺李氏，携归上海，供诸思简搂，高今尺二尺弱，三面镌字，共百十有六”云云。从以上题记中可以看出，那时的造像收藏者多从考古及书法的意义上品评造像的价值。时代意识与传统国学的局限，使得佛教造像的收藏与研究仍未摆脱金石学科的限界。
上个世纪初，外国学者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雕塑，其中尤其是在佛教造像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初步理清了中国佛教造像的发展脉络。他们在记述石窟的同时，对单体石造像也进行了诸多的记录和探索。1915年，日本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刑行，图文并茂，留下许多后人难以见到的造像资料。1925年，法国汉学家奥斯瓦尔德·喜龙仁《5-14世纪的中国雕塑》问世，除记录石窟和其他各类雕塑外，还大批量地介绍了佛教单体造像。作者以记年造像为主体，建立起时间框架，并根据造像的材质与风格，尝试性地进行了区域划分。
新中国建立后，现代考古学崛起，收藏家和艺术家既注意石造像的考古价值，同时也从美术的角度挖掘它们的美学价值，对造像的艺术性有了更高的认识，石造像鉴赏体系和观点愈加趋于科学、完美。
这些年，随着收藏热的升温，石造像更成了当今收藏家倾心以求的艺术瑰宝，并逐步登上艺术品拍卖的殿堂，人们开始用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衡量其崇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2006年秋中国嘉德拍卖北齐——隋的两尊白石雕菩萨立像便是鲜明的例证。前者标为第2082号拍品，高22厘米，菩萨立像为大理石雕成。原有彩绘，现今几乎脱落殆尽。菩萨头戴花冠，束高髻，宝缯沿脑后，双肩垂于双臂两侧。神态和蔼慈祥，双颊圆润，弯眉细目，鼻梁修长，大耳垂肩，脑后有桃形背光。胸前饰项圈，披帛遮信双肩，飘带连于腹前，下身着裙遮住双腿，裙带分别于前后对称飘于裙下摆处。璎珞于腰际前后两面交叉，正、背两面相连。赤足立于基座之上，基座下部已残。此像雕刻手法简约，神态端庄稳重，风格与青州出土的石造像相同。此像底价1.8万元到2.8万元。后者为2083号拍品。此像高43厘米，为一整块河北曲阳白石雕琢而成。菩萨赤足立于小莲花台上，头带三叶冠，双目微闭，面相饱满，大耳垂肩，一副慈祥之相。上身袒露，下身着裙，系腰飘带对称于双腿前，长裙垂于莲台上，披风自双肩而下，一直覆盖到莲台底部基座之上。椭圆形莲台于外壁饰一周覆莲瓣，莲瓣肥厚宽大，莲台之下为一长方形基座。立像脑后有椭圆形的背光。该尊菩萨像整体风格简约、稳重，刀法柔中带刚。风格近似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北齐双佛造像。这尊石造像底价为3万元至5万元。两尊造像的拍卖价格都不算高未来尚有相当大的增值空间。
石佛造像在国外艺术品市场一直是拍卖会的“亮点”。2003年3月26日，佳士得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拍卖会上。最被买家看好的是拍卖图录封面的那件拍品，即编号为148的唐代天龙山石灰岩菩萨身像，以118.35万美元名列榜首，刷新世界中国菩萨像最高卖价。据称，这件拍品预估价为40万-60万美元，一开始是由一位电话买家和另一位在场买家竞争，很快就有另一个电话买家加入，场内非常安静，只能听见拍卖官用缓慢和稳定的声音在两个电话买家之间周旋：60万……80万……85万……90万……95万……100万！在突破100万大关后，其中一位买家犹豫了许久，在105万时退出竞争，最后被亚洲收藏家用电话标得。高档次石佛造像的收藏意义和潜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