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指书写佛典。印度初期佛教时代，小乘诸部传承佛法皆依靠口诵，大乘教徒则侧重劝说书写。写经之材料，初期使用贝多罗叶，后渐有使用素帛、金镍、槐皮、桦皮、竹帛、纸等材质的。郑汝中在《汉字的演变与佛教的写经、刻经》一文中也提到，所谓“写经”：“是佛教为弘布流通经典，用纸墨抄写，惊醒宣传的一种活动形式。……其中包括：经文、经目、注疏、释文、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等可以统称为写经。”
念诵佛经和抄写经文是民众表达对佛教信仰的一种普遍行为。在中国，自东汉开始翻译佛经之同时，即有写经，如译成之经文大多由笔受者等直接书写下来。汉代末年以来，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渐盛，民众对佛经需求很大，但此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佛经流通需要依靠抄录缮写这一方式。由此，大规模、长期性的佛经抄写行为得以开展，稳定的、专业的抄经群体也相应形成。伴随着佛教译经、抄经的活动，书法开始与佛教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成就了颇为壮观的佛教写经书法艺术。
中国写经之样式为卷轴，即所谓卷子本，其格式为：一行15字乃至22字，上下及行间均以淡墨之丝栏区划之。在书法样式上，于六朝时代系以一种所谓之六朝体（如隶书、八分书等）书之，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体——写经体。至隋唐之世，此风更为普遍。然至唐末宋初之后，因印刷术之勃兴促成藏经开版之流行，写经之风气始告衰颓。
写经体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了解。首先，写经体多为隶楷书。汉魏之时，书体由隶书向正书过渡。此时的抄经卷子，书法多为隶书，还保留隶书的按捺 明显、重笔突出字形略扁等特征。后来则完全进入楷书阶段。写经体是书法与佛教直接关系的产物。
其次’写经体有其自身的用笔特点。写经方面要求笔画工整以表虔诚，另一方面由于需求量大又要求抄写迅捷。华人德《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辩”》一文中指出：“故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这种略带程序化的书写体是六朝写经体的雏形和基础。
写经体承袭有序，绝少变化。写经一般有乌丝栏固定，每行字数一致，以便于计算和校对。因为主要以旧的经卷为底本依样照抄，所以逐渐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规范和程序，不容许加入自己的艺术创造和想象。所以上述写经过程中形成的书体就此沿袭了下来，虽然时代变迁，人员更替，但书风变化不大，故而形成所谓“六朝写经体”。
写经在佛事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写经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字迹要求清晰整洁、美观大方。敦煌遗书自被发现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荣新江先生指出，到目前为止，确切属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早写经，是编号S.797、写于西凉建初二年（406年）的《十诵律比丘戒本》。这一写本正面为《十诵律卷七》，题记有“比（丘）德佑书”，背面为《十诵比丘戒本》，题记云：“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和上僧法性、戒师宝惠、教师惠颖。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十二人。到夏安居、写到戒讽之趣、成具（拙）字而已。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笑其字也、故记之”。但书法本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有入认为它出自于古代一些学养浅薄、地位低下的抄书手、写经生和一般僧侣之手，认为它们是千人一面，没有创造性；是一种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
《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识》一文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写经的书法风格划分为三种。第一种以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001号东晋成安三年(374年)的《道行品法句经》、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北魏兴安三年(454年)的《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优婆赛戒业品之余卷第七》、《佛说幻土仁贤经》、《佛说八师经》等为代表。其书法字形比简书纵长而呈圆势，左低右昂，笔画之间的安排随着笔势而使转，并不刻意追求空间结构的划分，而是以各种笔法表现浓郁的隶书形态与笔意，形成一种重“气势”与“骨力”的险劲淳厚、雄健刚强的美。
第二种以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大般涅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照明品第十》、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大般涅般木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和北京图书馆7308(莱52)号《摩诃衍经卷第一》、新1326号《大般涅般木经第七》等为代表。在字的结体上变异早期的圆斜朴密为平直方正，注意结构空间的疏密排列，笔画普遍匀细圆润，夸张宇中主要的横、撇、捺等笔画，使之加长，并存有隶书中的雁尾形态，行笔迅疾，十分重视笔势的往来顾盼，虽然笔迹具断，然而笔意、气脉却连绵不绝。通篇观之，刚健潇洒，飞舞灵动，呈现一种风骨兼备、俊宕飘逸之美。
第三种风格以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西魏《贤愚经卷第二》、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西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五》为代表。其结体茂密，斜中取势，意态优美，用笔圆润、丰腴，挥洒灵动而不狂放，笔画粗细搭配合理，轻者不浮'重者不浊，趣味淳厚，字字珠玑。可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将一系列矛盾统一于整体之中，寓精心安排于自然无形之内，几乎不留痕迹。其韵致与江南士人书法如出一辙，成为北朝写经书法中清逸风流美的典型。
写经表达了对佛经的虔诚，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大乘经典中，即常有赞颂写经功德之文字，如《法华文句》卷八谓：“‘书写法师’乃五种法师中功德最殊胜者。要之，印刷术尚未发达时，写经实具有弘传流通之意义与功德”。佛教写经是佛教徒为了弘扬其教义、传播佛法而抄写的佛教经典；是佛教徒修习佛道、善行佛事的一种重要行为：同时也是佛教教义得以准确无误地流传和保存的重要手段。关于写经者的身份，毛秋瑾的博士论文《敦煌写经研究》中总结：“敦煌藏经洞及新疆吐鲁番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佛经写本，绝大部分出于四世纪至十一世纪之间的写经人之手。从有题记的写本来看，写经人的身份并不统一，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已剃度僧尼、未剃度信众和职业写经生三种；从写有写经地点的经卷来看，多为敦煌当地所写，也有在中原或南方等地书写而流通至敦煌的。这些带有不同目的的写经，由于书手身份的差异和写经地点的不同，在书法方面亦呈现出某些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