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内地。佛教建筑作为礼佛、拜佛之所和弘扬佛法的殿堂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于是，佛祖释迦牟尼亦为愈来愈多的中国民众所认识、所接受。
东汉至东晋年间，佛教传入不久，这一时期的佛寺还保留着印度佛教建筑—浮屠寺的许多特征。印度浮屠寺的平面布局是以塔为中心，四周配以堂、阁。在印度，宝塔最初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佛骨舍利的坟冢，是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塔在佛教徒的心中是神圣的。因此塔位于寺的中央位置，成为寺的主体。最初的佛寺是以塔为中心，四周用堂、阁围成方形庭院，格局与印度佛寺无大异。只可惜这一时期的佛寺原始遗存尚无发现，我们今天看到的白马寺也因历尽沧桑，几兴几废，已远不是当年的佛寺了。
南北朝时，佛教信仰在统治阶层中大为盛行。随着统治阶层中大为盛行。随着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大大超过前代。
南北朝的前期，佛寺建筑基本上沿袭汉代的格局分布，仍以塔为中心建造寺院，周围配以附属建筑。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北魏时的洛阳永宁寺。
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５１６年），是当时著名的皇家寺院。寺内木制阁楼式高塔于永熙三年（５３４年）毁于大火，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这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佛寺建筑，其中的百丈高塔更是雄伟壮观，令人惊叹。
１９６３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勘察和发掘，基本证实了上述记载，并查明塔身正对东西两门，居于寺院的中央。在寺院北部还发现有一大型佛殿基址。可以看出，永宁寺已与笮融的浮屠祠有所不同，开始融进了一些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
到了北魏中晚期，以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盛行，许多达官显贵纷纷将私人的住宅（多为四合院的平面布局）捐献出来改为寺院。这些佛寺“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从此，外来的佛寺开始和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结合起来，使寺院中有了许多楼阁和花木，形成与前期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以后佛寺建筑格局的主流。
隋唐继承了北魏的院落式格局，佛寺布局以数重殿堂沿中轴线由南向北纵列，中间连以横廊，划分成几进院落，层层深入。从“三门”开始，主要建筑都坐落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两侧只是一些附属设施。早期在中轴线中心的佛塔已悄悄地被大殿所代替。实际上，这时的许多佛寺已经没有塔，即便有塔，也是在殿前左右置双塔或另辟塔院。此时塔的重要性已渐居佛殿之下，这与印度佛寺以塔为中心的做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至此佛寺汉化已迈出了一大步。
北宋和辽代的寺院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格局分布。至南宋时，禅宗盛行，禅宗寺院确立了“伽蓝七堂”的制度，所谓“伽蓝七堂”，是由七座不同功能的殿堂组成一正两厢的多进院落，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称伽蓝。禅宗伽蓝七堂主要由山门、佛殿、说法堂、僧堂（禅堂）、厨库（调配食物之所）、西净（即厕所）和浴室等组成。僧堂、西净、浴室为禁语之所，故被称作三默堂。由于禅宗寺院的配置最具章法，其他宗派亦步亦趋，至此，佛寺建筑已完全汉化。
宋代，许多寺庙为招揽香客还定期举行“庙会”。“庙会”的盛行使中国寺庙充满了人间的生活气息，比起印度寺院列能吸引广大民众，这也使得佛教理加世俗化，更加贴近百姓。
明代以后一直到清代，佛寺的布局仍传承宋代的传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们今天看到的佛寺大多如此。
佛教在中国流行近２０００年，经历了漫长的汉化过程。同样，佛寺在中国的演变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结果。以佛塔为中心的印度佛寺，在中国被改造成了以大殿为中心的寺庙，这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事实上，释迦牟尼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在众多的殿堂中，气势恢弘的大雄宝殿始终处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中国，除了汉式佛寺外，还有藏传佛教的喇嘛寺。与汉式寺院突出中轴线、讲究左右对称不同，喇嘛寺的总体或局部没有明显的轴线，但各殿堂排列有序，鳞次栉比，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整个建筑的外形方方正正，厚重庄严。
喇嘛寺的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藏文化特色，寺中建筑多为藏式平顶，主要殿堂则用金顶装饰。金顶为汉式歇山顶，覆以镏金铜板瓦，金光闪闪，富丽堂皇。藏式寺庙平顶、密柱、厚墙结构，以土石为主，木材为辅，外观如碉城堡。按密宗教义，经堂刷白色，寺墙刷红色，墙上开小窗或不开窗，内部幽暗，透出一种森然可畏，神秘莫测的气氛。建筑内部立柱多为方形，以便彩绘四方曼陀罗。柱子数目视殿堂大小喜用３６、７２、１０８、等，透射出密宗中的数字崇拜。殿堂内装饰着唐卡、酥油花和曼陀罗彩绘。
藏式殿堂中的“金瓦寺（殿）”糅合了汉、藏、天竺（古印度）风格。如云南中甸归化寺的金瓦寺，式样为汉式三重歇山顶殿式结构；但不用琉璃瓦，而用鎏金铜瓦，并用以法轮为脊饰的屋顶，这又是印度风格。这种汉、藏、天竺“三样式”风格，早在８世纪建成的桑耶寺（西藏的第一座佛寺）建筑上就得到充分体现，以后作为一个传统，普遍流行于藏传佛教的寺院设计中。
喇嘛寺的主要建筑有用于大集会和诵经的措钦大殿、名为“扎仓”的经学院、供奉各种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级活佛的“襄谦”（公署）、印经院以及喇嘛的生活区等。寺中还有塔，用于存放经文或安放喇嘛尸体。寺中的雕塑及绘画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如布达拉宫的壁画就多达６９８幅，它们是西藏地方各派画师的杰作，堪称壁画大世界，喇嘛教至元朝大盛，后又受到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宠信，因此在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区建有数千所喇嘛寺。甚至京城里也建有喇嘛寺，如北京的白塔寺、雍和宫、黄寺等。
我国云南佛教是南传佛教、小乘佛教。多为傣式佛教。多为傣式佛殿。傣式佛殿结构分为基座、梁架、屋面三个部分，屋顶制作变化极多，以其优美窈窈的反角、庞大华丽的屋面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如勐海景真寺经堂（俗称八角亭），可以说是这类建筑工艺的集大成者。景真寺经堂建于１７０１年，通高１５米，由座、身、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平面为２４边折角亚字形须弥座，开四门，墙内外镶各种彩色玻璃，并用金银粉印绘各种花卉、人物、吉禽瑞兽，光彩夺目。大屋顶按八个方向作八组十层人字坡悬山屋面，层层递升，层层收缩，攒为尖顶。各层檐角向上翘起，曲线优美，轻灵活泼．整座建筑玲珑华丽，精美绝伦．
其他著名佛寺如橄榄坝苏曼佛寺、勐遮曼垒佛寺、勐遮景真佛寺等，都是具备这种特点的建筑。
傣式寺庙为干栏式建筑，与当地民居风格是一致的。所谓“干栏”式建筑，是在竹（木）底架上建造高出地面的房屋，加上长脊短檐的大屋顶，皆为适应多雨、潮湿地区的需要而设计。“干栏”古称“葛栏”，源于有巢氏的“巢居”，这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均有证明。有些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的青铜器中也有“干栏”式模型。
佛教寺院在中国已有１４００年的历史，虽几经磨难，但仍能经久不衰，香火不断。原因何在？世间钱财，只能济人燃眉之急，解人病患之痛，但无法熄灭人之贪欲；笃信佛法，则能进一步净化心灵，孕育法身慧命，使人断除烦恼，了生脱死，其影响可绵延不绝。可见，建造佛寺犹如建造学校，它是一个大学堂，授人以人生真谛，启发道德良知，修身养性，度众万千，故得以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