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随着身身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北传佛教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并以这里为中转站，沿丝绸之路向东挺进，扩展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两汉之际，中原地区对来自异城的佛教已有所了解。此后，随着频频东来僧侣们锲而舍的努力，加之中国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异国宗教可以用于“敷导民俗”从而大提倡和扶植，使佛教终于在这块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异国他乡，扎下了根。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其蔓延、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抗争与融合，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他佛教艺术品，伴随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保存至今的佛教遗迹和遗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而佛教石窟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石窟遗迹，地域分布之广，保存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从西北边陲的新疆到黄河流域，从长城内外到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都有规模不等的石窟。其中规模较大的石窟群，已有30多个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号称中国石窟之冠的敦煌莫高窟和大足、云冈等石窟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佛教石窟在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显面易见的。
新疆的石窟，在中国石窟中又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兴趣与关注。新疆石窟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丝绸之路北道沿线的绿洲。西起古代之疏之勒（今喀什一带），经龟兹（今库一带）到高昌（今吐鲁番一带），都有石窟和寺院遗迹。又以龟兹境内之石窟遗迹最为集中。数量多、规模大，开凿延续时间也长，并具有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研究和了解新疆石窟、龟兹石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古代龟兹，在西域诸国中是个大国。东邻焉耆，西接疏勒，控制着丝路北道中段沿线的大面积土地。龟兹物产丰富，矿产以铁最为著名，所产铁器行销西域各地，“恒充三十六国”。锋利优质的铁器，是开凿石窟不可缺少的工具。显然，龟兹生产的充足的铁工具，为龟兹大规模开凿石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龟兹文化中，尤以乐舞最负盛名，《大唐西域记》即称它“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传入内地后，曾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龟兹之后，很快发展起来，在千余年中，一直兴盛不衰。直到伊斯兰教势力进入新疆地区，佛教才逐渐衰落、消亡。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虽然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难以确断但从汉文献来看，公元2世纪后，东来中土传教、译经的人士中，已有来自龟的僧人或居士。到4世纪时，龟兹已成为葱岭以东的一个佛教中心，僧人众多，寺庙林立。雀离大寺是龟兹的一座名刹，其遗址在库车东北面的库车河两岸，规模之壮观，令人惊叹。由此观之，龟兹佛教之传入，无疑应比中原内地略早。佛教的传入，使龟兹佛教文化随之勃兴，佛教艺术正是这一佛教文化重要内涵之一。迄今保存在龟兹境内的佛教石窟，成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艺术最珍贵的实物标本和生动的形象资料。
龟兹都于今库车县。在库车附近的新和县和拜城县，和库车县一样，都保存了好几处寺院遗址和石窟。库车县境内有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朵哈石窟和玛扎伯赫石窟，还有苏巴什雀离大寺遗址的附近的禅窟群。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和温巴什石窟。新和县境内有吐乎拉克埃肯石窟。这些石窟，规模不小不大，地理环境也略有差异，最大的窟群是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它们位于同一条河水的岸边。其余石窟附近，多缺乏充足的水源，规模一般较小。龟兹境内的石窟，开凿和沿袭使用的时间，并不一致。总的延续时间，几近一千年。这些石窟具体地显示了龟兹石窟特有的面貌与内涵，不难从中窥见龟兹佛教与龟兹佛教艺术发展的踪迹与特点。龟兹古窟的洞窟形制，别具特色，种类较多，类型备。洞窟中的壁画保存亦较丰富，绘画的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亦与中原石窟壁画迥异，别有情趣。
龟兹地控丝路北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与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深得地利之便，可以吸收、融合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有益影响，同时又将这种影响以自身为媒介，传向另一方。因而龟兹佛教石窟遗迹，不仅是研究龟兹历史、佛教史、艺术史的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宝库，它在形容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中外学者对龟兹石窟产生浓厚的兴趣，就绝不仅仅是出于猎奇的和纯属偶然的了。
克孜尔石窟不仅在龟兹石窟中是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全国石窟中也可居于大型石窟的前列。它的洞窟数量多，窟形多种多样，壁画遗存丰富，题材内容和壁画的表现形式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当之无愧的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要研究龟兹石窟，不能不先了解克孜尔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