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民饱尝灾难，经历侵侮的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大好半壁江山丢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烧杀掠抢，涂炭生灵，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深重的苦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淫威，他们奋起反抗，最终打败了侵略者，取得了彻底胜利。然而，这个胜利，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佛教徒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投入了全面抗战的斗争之中，佛教界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坚决要求抗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一代名德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曾通电全国，要求各地佛教僧侣，“准备奋勇护国”，“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空难民、地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应慈法师也表示：“当国家清平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弘一大师则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国，救国必须念佛”著名口号，认为“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他还创作了《三宝歌》，鼓舞士气。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和坚决抗战的态度，充分表明了中国佛教徒爱国主义的精神，又于危难之际，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将佛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这种精神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政府也多次予以奖掖。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佛教界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的徒弟宏明为救护队队长，有一百多名僧侣参加了救护队，队址设在上海海藏寺内。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救护队开赴前线，本着“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在三个月的枪林弹雨和炮火中不分昼地抢救伤员，一共救护伤员和难民8273人。而一些僧人在主次战争中，光荣献出生命，或被炮弹炸伤，终身残废。他们的英勇行动受到上海人民的称赞，被誉为“英勇僧侣”，连外国人也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佛教界还在不海市内各寺主庙成立了难民收容所，为难民们提供各种保护。一些比丘尼为前线将士缝制军衣，或到医院看护病人，心及成立佛教医院，募集救灾款，二次到南洋募捐，募得10银圆。回国后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仍不屈服，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印光法师在上海每天登坛说法二小时，将自己所得的香仪和印书文款悉数捐到绥远前线，以至整个寺上的账上只存百元费用。
上海沦陷后，救护队转移到南京等地，继续战斗。日本军队对南京市民进行了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栖霞山僧人在大屠杀后，将数万官兵挟于难民之国，给予保护。国民党将廖耀湘就在其中，而得以躲过敌人的搜捕。僧侣除保护难民外，还掩埋遇难者的尸体。镇江焦山寺的僧人将炮台未来得及撤退的数百名将士掩护在寺内达半年之久，最后终于脱离险境。焦山寺、金山寺，常州天宁寺的南京宝华等丛林还在抗战时期承担了巨额公债。江北泰州地区的佛教界，大大批难民涌入后，做好安置难民工作达二年之久，直到他们重返江南。僧人恒海，原是一保军人，后弃武归佛出家。他面对国难，重新披上战袍，组织抗日游击队，周旋于江南一带，给予日军重创，最后为国捐躯，英名永垂青史。杭州香国寺的僧人，因游击队送情报，被日本军队的狼犬咬死。
在湖南南岳，名僧巨赞法师、暮笳和演文等人联合徒一起成立“南岳佛道救国会”，招集青壮年僧侣和道士，举办军事训练班。参加者身着新式僧装，佩带红色三角符号，接受政治深常识、佛学、军事知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等六门课程，集中训练二个月后，组成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二个组织，分赴长沙、湘潭二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在长沙等地广泛传抗日思想，出版抗日主张的佛教壁报《佛青》。作抗日讲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为他们为“和尚兵”。以生由于形势紧张，最后被迫解散。但是巨赞成等人又妻桂林，创办了《狮子吼》一刊，号召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活动。长沙僧人理妙因参加地下工作暴露，被日冠逮捕，剜去双眼，割掉耳朵和舌根，最后被剖肚，活活戳死。
北京及华地区是抗日战争的前线。“九·一八事变”心后，战事扩大，难民和伤亡者愈来愈多，于是各地佛教寺院纷纷举办医院、救济团、难民收容所等，从事救活慈悲活动。广化寺的僧从和信徒成立伤兵医院，看护受伤的军人500余人。柏林寺的兵民医院，除了治疗病人之外，僧人成立了慰问队，对病人注意从精神上给予安慰。拈花寺专设妇孺收容所，使热河、唐山等地的数千难民得以救济。广济寺的僧人开法华道场49日，为死难者进行超度，为生者祈祷。寺里挑选了青年僧人，组织了救护队，到前线专事救护工作。山西僧人为八路军送情报，还与八路军一起将国宝《赵城藏》保护起来。
湖北当阳玉泉山的僧人，在宜昌守后，全寺僧人与游击队一起作战，最后被日本军队包围，老少僧侣37人全部被机枪杀害，寺院也被焚毁。江西一群比丘，在保卫武汉战斗中，干脆脱去袈裟，直接拿起武器，上马杀敌。上海僧伽救护队的僧人到西安后，参加了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分僧人最后也脱去了袈裟，入陕北抗日大学，以身报国。弘一法师在日军逼监厦门时，不从人劝，将居室书“殉教堂”三字，以明大志。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法师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食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赈济灾民。广州沦陷后，虚云法师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1942年又到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就连边远省分的甘肃酒泉、敦煌等地的佛教徒，也发动了集资购捐飞机“佛教号”的运动。
在四川也活跃着僧人的身影。峨嵋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驻地后，山上的寺庙被征用，内设电台。寺内僧人为工作民员提供各种方便，支持他们安心工作。在重庆，僧伽救护队于城内被轰炸时，及时勇敢出动，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走在前面。他们先后出动20余次，抢救伤员3000余人。由于他们在工作中的上乘表现，曾受到了人们的好评，国民党政府也特地颁发了银质奖章36枚，报界则称赞他们为“僧侣英雄”。
以上概述了佛教界在抗日时期的一些表现，实际上远远不止于这些。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佛教界在抗日斗争中表现非凡。他们在国家存亡之机，民族存亡之即，挺身而出，以佛家的大无畏、大慈悲、大无我的精神，发扬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降魔勇气，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勇往无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也说明，佛教事业与国家的命运始终是连在一起，没有国家繁荣富强，焉有佛教的发展兴旺，国家有幸，佛门有幸，国家有难，佛门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