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人西行求法的人是三国魏代僧人朱士行。朱士行原籍颖川（今河南禹县），少年出家。时当魏嘉平年间（249～254），魏国第一个外国译经僧昙诃迦罗（意译“法时”），从中印度来到洛阳。应当地僧侣的请求，译出大众部戒律的节选本《魏僧祇戒本》一卷，并请印度和西域僧担任戒师授戒。这是汉地佛教按照佛教戒律规定授戒度僧的开始。在此以前，中国汉地已有汉人僧侣，但他们没夺按昭佛教戒律出家，只是把头发剪去，离家修持，并非真正的依律受戒。而朱士行的出家，是严格按照《僧祇戒本》的规定，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正式的比丘。从这一点上说，他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出家以后，朱士行专心精研经典，以大法已任。《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朱士行传》称其“志业清粹……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便以大法为已任。常谓入道资慧，故专务经典。”此时，随着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佛教经典被陆续译成汉文。当时最流行译本，是支谦与竺朔于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十月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三十品。此经与晋时译出的二十卷九十品的《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现存已不全）相对，称为《小品般若》。朱士行对《道行般若经》研究甚深，他在洛阳时就经常研习主讲解此经，但随着研究讲解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感到《道行般若经》的译文不准确，有的地方读起来气脉不贯，好像有所删节；有的地方译文不精确，意思模糊不清。而且音译地方太多，让人难以理解。于是他发愿西行，求取原本。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来到了当时的大乘经典集中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在那里，他果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梵本《放光般若经》。共90章，60余万字。对此，《朱士行传》的记载是这样的：“初天竺佛朔，以汉灵帝时出《道行经》。译人口传，或不领辄抄撮而过，故意义首尾，颇有格碍。士行常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涉流沙，既至于阗，果定得正梵书胡本90章，60万余言。”于阗是天山南路道的东西交通中心，印度佛教经此地传到中国内地。朱士行于阗国时，大乘佛教虽已在此地广为流行，但居正统地位的仍然是小乘。因此，朱士行要讲写本佛经送回内地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声闻弟子的多方阴挠，直到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才由他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译法饶）送回洛阳。据《朱士行传》载，当他要把所抄定的《放光般若经》送回洛旭时，“于阗小乘学众遂以白王，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五之咎也。即不听赉经。”传说朱士行以烧经为证，如火不焚经，应让送回。后来应验，大火烧经，经无毫损，于阗王被迫应允。而朱士行则终生留在西域，80岁时死于于阗。
他所抄写的“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被送回洛阳后，又经过了10年，降至晋惠帝无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他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法兰译出。即《放光般若经》20卷。此经与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10卷（残本），因迎合玄学风尚，曾风靡一时。
从朱士行到于阗寻求佛经，可以看出，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汉族信徒对由印度和西域僧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的状况不满足，而是按照中国佛教传播情况和社会风尚的需要，主动到西域以至印度寻求有关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朱士行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他克服种种困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一片宗教热诚，不顾个人安危，走出了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的第一步，其意义非同寻常。此后，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都是带着明确的宗教目的旅游古西域和印度的。
他所求得的佛经虽然只限于《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是很大的。一时，佛教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放光》来弘扬般若学。中山的支和尚（名字不祥）派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
因为朱士行的求法故事意义重大，影响不至深，后人理我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25条，从中可以看出其特征是对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翻译年代。其后唐代法琳的《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来证明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法。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朱录》是有意地把佛法东传的时间尽量往前移，并对几个有争议的佛教早期翻译家如迦叶摩腾、竺法兰等的情况说得非常完备，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徒为了和道教论争教兴年代的先后而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