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道教中，道家思想中追求精神自由、追求自然和追求简朴文风之说可谓互通，尤其是追求精神自由和追求自然这两点。在后世中国文学创作中，道教思想的这三点可谓对其影响颇深，因而在中国文学中向业有“诗生自然，自然生自由”，或“自由生诗，诗生自然”之说的。
如此，我们便可知道教文化及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那些被流传于世的经典之作也多都刻着道教文化或者思想的影子，比如曾被后世文人所雅好的田园诗。
田园诗，皆都是以表达对自然的喜爱而产生的，其诗韵里也全都是诗人对精神自由追求的种种。我们可以以田园诗的大家陶渊明为例，来看道教文化对后世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作品题材的影响
陶渊明于《少五适俗韵》中写道：“少五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整首诗，幽静、清新、自然，且字里行间中勾勒的意象亦也是干净无瑕的：“榆柳荫后檐”，树木宁静。“户庭无尘杂”，家里干净。“复得返自然”，心情明净。如此，我们可窥知陶渊明是一个纯洁不羁之人，而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就是田园生活。不过，诗中也还充盈着“无可奈何”之意，可想而知，陶渊明生活的是一个纷乱的年代，而就是这种大环境的压抑常常会使人们心生“无可奈何”之感，尤其是文人。这一如陶渊明所说，他本性爱丘山，却误落入尘网中，用“误”一词，来表明自己的非意愿。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一颗“无可奈何”之心，才造就了以追求精神之自由的田园诗。那“无奈”，更使得诗人之向往自然之心强烈无比，由此而生发出可和志同道合中人的共鸣。这亦是田园诗每每可成为佳作之缘由。用纯朴的、至真的自然之笔触，将其向往着的自由之境诉诸，将其所追求的精神之世界记录，这，怎么一个“妙”字了得！
道家思想对作品主人公的影响
依然是陶渊明的佳作，他于《饮酒》之五中如是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是一首为大众所公认的“情、境、意”完美结合的佳作。整首诗中字字都在表达的是陶渊明之内心的真意，即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精神追求的极致，便是诗人于诗中所言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换言之，陶渊明所追求的生活，就是道教所宣说的“自由”、“自然”之境界。
如此，我们可以从这首殊妙的田园诗中窥测到道教文化及思想的影子，而且还很浓郁。
道家思想对文人的影响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如是记载：“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陶渊明写就这首诗的本意在于第一句话，即：质性自然。若是纵观诗人作品的话，会不难发现《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差不多，其主旨皆是“质性自然”，其思想皆是追求一生中精神自由。在那个年代，一个敢于追求精神自由，不与人同流合污，不人云亦云的人确实是十分难得的。道教中所言的所谓淡泊名利，大抵也是如此。
由史料知，陶渊明是在大家争相入仕的时候选择归隐的。而大作家钱钟书与其绝有相仿之意味的，时年大名鼎鼎的他，在全世界都在抢钱时却独自己偏偏不要钱。据说，当时国内集合了十八家电视台来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欲把钱钟书列入第一批，却被钱钟书婉言谢绝，当与之沟通的拍摄记者对他说会有一笔丰厚的酬金时，他莞尔一笑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像钱钟书这般学识渊博、想象奇特，而又如此淡泊名利的人，真的不多。不过，由其身上我们亦看到道家“自然”、“淡泊”之精髓的影子。
另外，淡泊名利的还有陈寅恪。他和夫人的骨灰于2003年6月16日落葬于景寅山，右侧扁形石上刻着的即是其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为陈寅恪于1929年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中所言：“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据传言，蒋介石曾托人以重金聘请其写《李世民传》（实则暗中为自己歌功颂德），不料却被陈寅恪坚决拒绝，并对其言：“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在中国文坛历史上，像这些“淡泊名利”的“自然”大家，亦有好多。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心态，皆于道家思想中所宣称的“质性自然”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亦也可从其间，看到道教文化对古今文人之影响是颇为深刻的。
综上所述，道家之精神自由、生活自然、简朴性真，对后世的文学和文人的影响，皆是沉重亦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