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道教初兴，佛教东来，初期二者颇有相依相杂好似一家之感，因两者所标义旨，间有相同。但到了后来，道家对于输入中国的外来佛教拥有过多信奉者，而与之发生冲突，历经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都处于争执不休之状态。
佛道多争最见于东汉，事发于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的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也有“佛道之争”，王浮更作《老子化胡经》，为后世提供了强有力的论争材料。“佛道之争”趋于白热化则是在南北朝以后，当时，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的宗教教团。南朝宋的陆修静、梁齐的陶弘景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并予以体系化，对社会的影响也相对增加。这些“新道派”的兴起，从而为道教和佛教的抗衡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到了北朝时期，孝明帝正光元年，宫中也有了对佛道二教的论争，即清道观的道士姜斌与融觉寺的沙门昙无最，二人就老子和佛陀的出世先后为对论主题，论争结果，姜斌被论破而沦落到流放马邑的地步。此外，在北朝因“帝王宠道”的缘由，佛道的抗争受到了当权者的政策压迫，先后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的发生，使得道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楼观派，更是抵达了鼎盛期。
与北朝相比，南朝的佛教之争，只是在义理上的争辩，而没有诉诸武力，而且，在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同时，还有人持调和论。
不过，无论二道如何争执不休，佛教对道教的影响还是个不争的事实。比如，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善恶报应”、“天道承负”的教义，就是吸取了佛教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